枫林漫步-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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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民力单尽，尚不自知，又急诽谤，严威克下，下喑上聋，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国之亡耳。闻古之明王，食足以饱，衣足以暖，宫室足以处，舆马足以行，故上不见弃于天，下不见弃于黔首。尧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阶三等，而乐终身者，俗以其文采之少，而质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万丹朱而十昆吾桀纣，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变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尧与禹乎？不然无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变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叹，遂释不诛。后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在这段材料里，是“道”终于胜了“势”。同书《君道》师经鼓琴讲的也是大致相同的事情。我观钱穆先生的《两汉博士家法考》，实际上秦始皇坑儒坑的只是“诽谤上者”和“妖言以乱黔首者”，也就是李斯所谓的“偶读《诗》《书》者”和“以古非今者”，最后也只是杀了四百六十多个人（也许咸阳以外还杀了一些人），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坑尽儒士”；至于焚书，烧的主要还是《诗》和《书》，焚《诗》《书》则是因为它们可以被用来“以古非今”。秦代的速亡与古代典籍在民间被完好保存下来的事实正好再一次说明了“势”与“道”的力量制衡关系。后来，儒道被纳入到“势”里面，两者互相调和，共治天下，就更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冲突了。其他诸道则逐渐式微，湮没不闻。

　　朱熹撰《中庸序》首段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在朱熹那里，自“上古圣神”至周公的时代是“道统”的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孔子以降，内圣与外王分裂为二，进入“道学”时代，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圣人有德无位。自孟子而至朱熹，“道学”又有千余年不传。

　　我以为，这“千余年”以来，道学非不传，汉儒注六经，即为传道，只是此道只限于内圣的范围之内，而远未转入外王。只有一个人是个例外。或者说两个人。便是王安石与宋神宗。作为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家的王安石，与宋神宗共同将千百年来士大夫们作为一种理想而梦寐以求的“得君行道”实现并上升到了不容异议的“国是”的地位。他们所谓的外王便是熙宁新政。

　　我以为，内圣只有在付诸政策性操作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其实际的效用。

　　下面要谈的问题是，熙宁年间的这种操作为何会以失败告终？

　　时人往往将此归咎为王安石内圣的修为不够，且掺杂了佛老等异端，终是不纯，比如程颢就讥讽他，自己循序渐进已达至相轮之内，王安石却还在塔身之外云云。

　　我以为，熙宁变法之所以失败，别无其他，只是不懂得实用主义变通的精髓所在。

　　譬如青苗法，青黄不接时向国家贷款，既不耽误收成，又给国家增收，虽为几个官僚闭门造车所创，如若顺利施行，于国于民却也不失为大大的好事。可惜任何一件好事如果放在一个官僚体系内来运作，就不得不考虑由诸环节所产生的额外风险。

　　第一，监管风险。有些地方的官员利欲熏心，愚弄百姓，将本为二分的利钱说成六分、七分，变成高利贷，从中搜刮民脂民膏。

　　第二，运作风险。农民为了要办理贷款，往往要跑上几天几夜的路到县城去办理手续，既耽误农时，又太不方便，且借来的青苗钱往往挪作他用，以解燃眉之急，根本就用不到生产上面去。到时候还不上债，再一走了之，此帐也就变成了无头的呆账、坏账，蚀本的还是国家。

　　单一个青苗法就有如此多的弊端，新法施行起来当然困难重重，遭到司马光他们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王安石一人大权独揽，虽是一心为民，却也不免遭人讥议。新政的失败实是在所难免。如若安石懂得实用主义，详加审查，为其新法中诸种弊端尽行革去，同时加强监管和宣传工作，这千载一遇的“得君行道”也就不会成为千载一叹了！

　　想来哲宗朝的年号绍圣，徽宗朝的年号崇宁均与熙宁有关，宋代的相权政治如若曾布、秦桧、韩侂胄、贾似道等等也皆与王安石有关，王安石对于宋代政治的影响实可与苏轼在文学领域，朱熹在哲学领域的地位相提并论。

　　南宋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是尽人皆知的。其具体表现是淳熙十年陈贾等上书“禁伪学”（他们的攻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理学集团内部确实也有鱼目混珠的败类和欺世盗名的狂生），陆九渊被王淮集团所逐，陈栗上书攻击朱熹，以及朱熹“立朝四十日”后被罢黜等等。只有孝宗晚年至宁宗初年周必大、留正、赵汝愚三位宰相当政的时期才算是理学门人在政治上的黄金时期。宋代政治制度中最大的弊端便是台谏，台谏官往往成为各种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朱熹等人不是不想“致君行道”，而是政治这东西实在太过黑暗，所以他们只有转入内圣领域，一心一意地“继往圣之绝学”了，至于能不能“开万世之太平”，很抱歉，这实在不是几个穷酸书生说了算的。

　　终童掷溃вд凼�二小儿之投足夫子狡狯犹妒达巷党人之神辩

　　《史记》卷七一：“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於秦。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谓文信侯曰：‘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曰：得唐者与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罗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请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甘罗曰：‘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於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罗见张卿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之用於秦也，孰与文信侯专？’张卿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与？’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於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张唐曰：‘请因孺子行。’令装治行。”甘罗这段话的逻辑多少有点问题，所以读起来总是觉得很别扭。正常的逻辑是，将张唐的功绩与范睢作对比，而要问的则是白起与吕不韦谁更专横。现在是拿张唐与白起做比较，范睢与吕不韦做比较，大概他的逻辑是张唐与白起都是武将，而范睢与吕不韦都做过丞相吧。

　　大项橐这个人物的史料很少，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附有《项橐考》，其中提到刘师培的《达巷党人考》云：“汉儒以项橐释达巷党人者，以大项即达巷转音……《汉书　　董传》亦作大巷，今作达巷，乃后儒所更……盖橐为其名，达巷则以地为氏，言有转歧，则为大项。陶弘景《真灵位业图》第三左位有大项，注云名橐。是大项为氏，六朝学者均知之。《新序》云秦项橐，秦乃泰讹，泰大古通。俞正燮《项橐考》，以为秦人，弗足据。”钱穆先生根据《论语　　子罕篇》：“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细参之，认为项橐绝非一弱冠之童子，“殆古人实有项橐，即达巷橐，又云大项橐，其人聪慧不寿如颜回，或年辈亦与颜回相上下，而未及于孔子之门，而孔子必有所称赏之，于是后人遂有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之说。”项橐的真实事迹仅止于此，至于其善辩遭妒，为孔子所害诸事皆为后人恶搞所戏作。《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七有《孔子项讬相问书》，此乃唐人之滑稽戏也：“……项讬有相，随拥土作城，在内而坐。夫子语小儿曰：‘何不避车？’小儿答曰：‘昔闻圣人有言：上知天文，下知地里理，中知人情，从昔至今。只闻车避城，岂闻城避车？’夫子当时无言而对，遂乃车避城下道。遣人往问：‘此是谁家小儿？何姓何名？’小儿答曰：‘姓项名讬。’……夫子问小儿曰：‘汝知何山无石？何水无鱼？何门无关？何车无轮？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刀无环？何火无烟？何人无妇？何女无夫？何日不足？何日有余？何雄无雌？何树无枝？何城无使？何人无字？’小儿答曰：‘土山无石，井水无鱼，空门无关，舆车无轮，泥牛无犊，木马无驹，斫刀无环，萤火无烟，仙人无妇，玉女无夫，冬日不足，夏日有余，孤雄无雌，枯树无枝，空城无使，小儿无字。’”这段问答很近似于现在的“脑筋急转弯”。下面孔子又邀请项橐与他一起周游列国、下博戏棋，都被项橐以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儒家话语为理由给拒绝了。下面还有两段话也很有趣：“夫子语小儿曰：‘汝知夫妇是亲，父母是亲？”’小儿曰：‘父母是亲。’夫子曰：‘夫妇是亲。生同床枕，死同棺椁，恩爱极重，岂不亲乎？’小儿答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人之有母，如树有根；人之有妇，如车有轮。车破更造，必得其新；妇死更娶，必得贤家。一树死，百枝枯；一母死，众子孤。将妇比母，岂不逆乎？’”这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把老祖宗驳得是哑口无言，接下来该项橐发问了：“小儿却问夫子曰：‘鹅鸭何以能浮？鸿鹤何以能鸣？松柏何以冬夏常青？’夫子对曰：‘鹅鸭能浮者缘脚足方，鸿鹤能鸣者缘咽项长，松柏冬夏常青者缘心中强。’小儿答曰：‘不然也！虾蟆能鸣，岂犹咽项长？龟鳖能浮，岂犹脚足方？胡竹冬夏常青，岂犹心中强？’夫子问小儿曰：‘汝知天高几许？地厚几文？天有几梁？地有几柱？风从何来？雨从何起？霜出何边？露出何处？’小儿答曰：‘天地相却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其地厚薄，以天等同，风出苍吾梧，雨出高处，霜出于天，露出百草。天亦无梁，地亦无柱，以四方云，而乃相扶，故与为柱，有何怪乎？’”最后孔子只好认输：“叹曰：‘善哉！善哉！方知后生实可畏也。’”说孔子嫉妒项橐，将其害死，是下面的一首诗：“夫子共项讬对答，下下不如项讬；夫子有心煞项讬，乃为诗曰：　‘……夫子使人把锹　　　　着地下有石堂：一重门里石狮子，两重门外石金刚，入到中门侧耳听，两伴读书似雁行。夫子拔刀撩乱斫，其人两两不相伤，化作石人总不语，铁刀割截血汪汪，项讬残去犹未尽，回头遥望启娘娘……弓刀器械沿身带，腰间宝剑白如霜，二人登时却觅胜，谁知项讬在先亡，夫子当时甚惶怕，州悬分明置庙堂。’”很难想象孔子拿着大刀闯到书院里乱挥乱砍一番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这是古代的恶搞，此乃吾民族早有此优良传统之一铁证矣。

小勉的读书笔记（下）
三立隘，陈寅恪不恭——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感

　　五十年代，社科院设立上古、中古历史研究所，以当时的学术建树而论，顾颉刚、杨树达、陈梦家皆可以胜任上古所所长，陈寅恪、汤用彤、岑仲勉皆可以胜任中古所所长，由陈寅恪兼任近古所所长亦无不可，可偏偏上古所的所长是郭沫若，中古所是陈垣，近古所是范文澜。陈寅恪开出的条件足以证明他本就是不愿意去的。《吕氏春秋·季秋纪》：“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於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於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新序·节士》亦载此事。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原则，你的原则绝对不能干涉我的原则，这就是陈寅恪的固执。也许这也是陈家的固执吧。其实古之贤者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伯夷不立于恶人之朝，远避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后来却义不食周粟，也许天下三分有其二而不取而代之的周文王才是伯夷心目中的理想之君吧，而周武王恐怕要算到恶人的行列里了吧，所以伯夷的“天下之清”似乎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两难选择。陈三立反对武昌起义，可谓是“不立于恶人之朝”，卢沟桥事变，绝食五天而死，可谓是“隘”了。粮食自是人种的，岂有种姓乎？

　　陈寅恪五十五岁失明，七十二岁断腿，一生漂泊，他比静安先生更有理由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话，然而他都忍了，所谓“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然脂作计疏。倭子吠声情可悯，狙公赋芋意何居？”这是陈寅恪五十年代写的诗，第三句首字本非其字，我将其改为现在的样子，以赋予其一番新意。文人最好就把自己当成一介“轩渠”，管它倭寇还是群猴，学问照做不误。他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他父亲是文人，所以有文人的毛病。做学问的人也有做学问的人的毛病，所谓“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陈寅恪还是论了。他平生最为得意的几个学生，汪笺深得其治史方法之精髓，周一良经常在他的著作里出现，还有王永兴，这些人后来都搞政治运动去了，金应熙自称懂两万多首唐诗，是最有可能继承陈氏衣钵的人，后来也伤了恩师的心，被永远禁止踏入老师的家门，真正坚定不移地跟随陈寅恪的只有刘节、蒋天枢等人，可惜刘节专注于史学史研究，蒋天枢专注于楚辞研究，他们也都没有将陈氏博古通今之绝学继承下来。邓广铭应该不是他的学生，然而《元白诗笺证稿》付梓之时，他只给邓广铭寄去一本，季羡林只是听过他的课，他们都从陈先生那里受益匪浅。陈氏之绝学没有传下来，有历史的原因，也有陈氏自己性格的原因。另外，他那天才的语言学天赋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同样是值得惋惜的一件事情。据说钱文忠也懂十几种语言，别人问他是怎么学的，他说就是死记硬背呗。搞历史的人记忆力都特别好，记忆力好读书才可以过目不忘，治史才可以旁征博引，发前人所未发，我就不行，人名和年份都记不住，我还是比较擅长于抽象思维吧。

　　客儿山贼安有龚胜李业之感叹梅僧董巨奈何沈周雪月之恍然

　　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七二页）云：“此正与上引老子及易系辞之旨相符合，而非般若空宗之义也”，然何谓般若空宗之义，其与心无义究竟有何区别，这也是我这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所一直迷惑不解的。自原始佛教分裂为部派佛教，后来大乘又分为有、空、密宗，其中的空宗传入中国后，在魏晋时代与玄学相结合，又分作六家七宗，心无是其一，按照《世说新语》引的心无宗者的话：“种智之体，豁如太虚，豁而能知，无而能应，居宗至极，其为无乎？”把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