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梦？是醒？-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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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线上了。如此“炮轰派”的愤怒就加上了一个“更”字，他们决心与潘复生和“捍联总”血战到底。潘复生和“捍联总”对“炮轰派”实行“围剿”、“专政”，而且株连其家属。于是，许多群众渐渐转向同情“炮轰派”了。“炮轰派”为了生存，不时派出“别动队”，借吃的、喝的、烧的、用的，或为父母、子女募捐、化缘，有时突然开着带武装保卫的大队人马*示威，六月五日竟对革命委员会进行了冲击……而潘复生也不示弱，他调动近万人，于一天夜里武装攻陷了“炮轰派”的全部“据点”，双方都伤亡惨重。尽管潘复生采用了铁腕*，黑龙江的夺权与反夺权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捍联总”与“炮轰派”双方达成“关于*若干问题协议”，才算止息。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六）
一九六七年春，全国全面夺权的第一个高潮之后，北京于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成立革委会，谢富治任主任。此后，由于全国各地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严重，夺权斗争一度陷于停滞。　　　　

　　为了扭转混乱的局面，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毛主席批准对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制造混乱的前线指挥王力和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活动猖狂的“造反派”。十月七日，*中央转发了毛主席六七年七至九月间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谈话，号召：“各地革命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正确地对待干部，要实行革命三结合”，他还告诫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这对解放干部、促进各派联合、抑制混乱局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对许多地区行文指令或召集一些派斗严重地区的两派头头进京谈判，如安徽、新疆、四川、福建、鞍山、沈阳、长春、黑龙江、广西、宁夏、西藏等。

　　一九六七年底才又有青海、内蒙、天津成立了革委会。

　　至一九六八年元旦全国共有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台湾省除外），完成“夺权”的仅仅是个小零头！足见“夺权”之艰难。这速度远远没有达到毛主席想在一九六七年实现全国全面夺权的战略目标。

　　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五月掀起了第二个夺权高潮。由江西开始，先后又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八、九月出现第三次夺权高潮。在此期间，云南、福建、广西、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到此，全国二十九个（除台湾外）省级单位的夺权在表面上形式上宣告结束，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然而内部的实际的派性斗争、权力斗争却如地心之火，不停地奔流，时不时喷突、爆发。

　　至于地、县、区、乡和各部门、各单位的夺权，宛如舞厅里的太空旋转灯样瞬息间几轮已过。这派夺过来，那派夺过去，你方唱罢，他又登场。因而夺权之事差不多每日皆有，甚而一日几起，喜庆的鞭炮不绝于耳，祝贺的电报似暮春的柳絮漫天飞舞。

　　轰动全国的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究其原因也是为了权力二字。一九六八年三月末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两派学生展开了大规模武斗，直到“工宣队”进校方才停止。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始，至一九六八年九日五日最后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止，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这一年零八个月是由一个“权”字贯穿起来的，全国七亿人民，只要是有思维能力的几乎没谁不想这个字，甚至清醒的时候想，睡在梦里头也想。因为当时全国人民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它不仅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不同的是有人想夺权，有人想保权，还有人要反夺权。所不同的是做领导、当头头的多半想的是政权，一些人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少数却是被权欲驱使；做为群众大多是怕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希望有个真正的维护民众利益的的政权。但是，不管为了什么，大家都在为“权”奔波、忙碌、号呼、斗争。而在当时，权与派差不多是同义词，因为在夺权刚刚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和党中央明确表示要“造反派（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样就把“保守派（保皇派）”排斥于外了。“保守派”的头头和广大群众当然不甘心，他们也拥立一个认为合自己心意的又有资格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进行夺权或反夺权。红透的桃子岂有拱手让人之礼？“造反派”是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如此，两派开始不停地争斗、打斗、械斗、武斗。斗！斗！斗！真刀真枪的斗！旷日持久地斗！很多地区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几年了却还在那里斗。比如徐州，直到一九七五年*出面干预，派斗才告结束，京沪、陇海两条铁路干线才得以畅通。这种斗，不只是用手、用枪械，还要用心、用思想。而且这种斗不只限于社会上，还被引入家庭。很多家庭的成员分别为两派或三派组织的成员或同情者，互相之间常常为各自的立场、观点、行为展开辩论、争吵。他们各持已见，毫不退让。不欢而散的结果是最平和的、文雅的、温良恭俭让的，往往是掀桌子、踢板凳拳脚加身，要么互相不理睬、分家，甚至决裂。

　　古往今来，像这等广泛的深入人心的*、权力之争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伟大领袖所要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夺权”、“保权”斗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七）
兴海医科大学的夺权倒是很简单，简单得如小孩子过家家。

　　我校几个“造反派”组织头头坐在一块一核计，联合一起成立个“造反总团”，每个组织出一名头头组成一个常委会，拟定一项声明，到早已被“造反派”夺过来的广播站一播放，声称“不再承认学校党委的领导，学校的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再将学校各部门的公章集中起来捧到“造反总团”团部，夺权即告完成。我们学校的“夺权”进行得如此顺利，是因为学校的形势是一边倒。原来的主要领导人均被“打倒”，不能发号施令，也没有权威了，何况他们自己多半已经认错。其实，在当时的情势下，即使他们发号施令，也没人肯听从了——他们的御林军“保守派”师生已经幡然悔悟，全部彻底反戈了。若说当时校方的权威只有每月给教工发放工资和给学生发放助学金、粮票了，不，连这个权威也不是完全的——“牛鬼蛇神”的工资不能全额发给，每月只予以三十六元的生活费，而谁人是“牛鬼蛇神”，“造反派”是最高裁判。

　　事后仔细想一想，这次夺权我们又究竟夺到了什么？除了那一大箩筐早已派不上了用场的木头疙瘩——公章　——当时学校所有对外事宜一律使用“造反派”组织的公章，再就是一大“牛棚”的“牛鬼蛇神”（包括被打倒的学校领导和在运动初期由他们抛出来的“死狗”）之外，我们连根稻草都没捞着。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个夺权太过于滑稽。于是，我把那些木头疙瘩扔到卷柜里头封存起来。至于医科大学革委会的成立倒是有些……

　　“叮咚、叮咚、叮咚”的门铃声把我唤回到现实中。一看表，已是午夜二点。深更半夜来敲我家门的多半是楼下李伯母。开门一看，果然不错。

　　“皪皪呀，大娘左寻思右寻思，实在没法子了来叫……”

　　“没关系。我穿件衣服就跟您去。”我一边穿衣扣扣，一边说。

　　“这阵子你大伯挺好的。今日个儿那个不争气的二小子回来……”

　　“怎么？二哥又闯祸了？”李家的老二比我只长三个月，因为打架斗殴、流氓偷盗，被劳教了两次。

　　“唉，他若是闯祸还许没事儿了，他就那么个下作玩意儿。惯了！都惯了！偏今日个儿他人模狗样地回来了，说是当上了什么销什么供，啊，供销处的什么经，经理。皪皪你说……”

　　“这是好事儿哇！”我随李伯母出了门。

　　“可不是呢！俺说也是呢！”李伯母压低嗓音，“可俺们家都个老东西是死脑瓜骨哇，他说就二小子那个样子也能当经理？真是……”

　　说话间，已经到了李伯伯家了。

　　李伯伯正坐在沙发上长吁短叹。见我进来了，仿佛见了知心人似的，亲热地给我让坐，倒茶，完全不像个精神病人。他说：“皪皪你倒说说，让我们家老二这样不务正业的人当了经理，去领导别人，那工作能干好吗？”

　　“李伯伯，那是过去，现在二哥不那样了。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唉，你是不知道，他现在的毛病更多了！酗酒、打牌、跳舞、找小姐，他都干，就剩没抽大烟了。”

　　“您一定听错了，或者有人背地使坏。”

　　“知子莫若父。他什么德性，都在我心里。我呀，这辈子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唉——”

　　我作声不得。李家老二小时候也是个好孩子，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浩劫”，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他很苦闷、失落，在社会上闲逛，认识了一些社会青年，时不时参与他们打群架。两年后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一些流氓无赖混到一起了，慢慢学坏了。

　　“其实二小子也不过是个工厂销售部门的小经理，做好做歹，影响面没多大。我就是纳闷，他凭什么能当经理？”

　　“选干部当然应该选能干工作的嘛，二哥工作能力挺强的。”

　　“我担心像小二子这种事不是个别，现在世界是变了。没听人说么，大学毕业的不如刑满释放的，搞卫星导弹的还不如街头卖茶蛋……”

　　“别人说的顺口溜你还当真啊！“

　　“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空穴来风……”

　　“李伯伯，我给您打一针，早点休息吧。”

　　“你还当我是……”李伯伯眼泪汪汪地，“算了！打一针也好，就让我睡去吧。反正有时醒着和睡着也没什么分别。”

　　我悄悄地吸吸鼻子，把要滚下来的泪水吸进肚子，暗暗说：李伯伯，睡吧！睡着了是最幸福的。我给李伯伯打完针，收携带好器具，复又坐下。

　　“皪皪，快回家歇着吧！太晚了！”李伯伯深情地望着我。

　　“没关系。我没有早睡的习惯。”

　　“可不是，你每天不到半夜一两点钟，是不会熄灯的。”李伯伯说，“我家的二爷可好，在外头吃够喝够，回到家来，倒头就是睡，天塌了都不管。”

　　这时，我才听见里间传出如雷的鼾声。那一定是李家的二小子了。我好不羡慕，好不嫉妒啊！今生我怕是没这个福份了。　。。

十四　白云苍狗　昙花一梦风光尽（一）
1990年6月11日　　　星期日　　　　天气晴

　　林书梅在省城转了几天，最后还是把目光放在了兴海市。可在最后决定投资项目的时候，不免又有些犹豫不决，毕竟那是她伯父毕生血汗的一大半儿，怎么可以轻易投放呢？她再三求我找个合适的人帮她参谋参谋。

　　我被逼不过，只好带林书梅去找石元砥。

　　石元砥不愧为市长，对全市各行各业的情况如数家珍，各项政策记得滚瓜烂熟。他很快就帮林书梅选定了项目。

　　林书梅十分满意，非要请他吃午饭。

　　石元砥说：“那就让我尽点地主之谊吧！其实我们都是同学、朋友，原不必客气，倒是难得有今日这样的机会。”他向我投来深情的一瞥。

　　我急忙垂下了头。

　　“你是……”林书梅忽有所悟，“是……”

　　“当年我们曾有两面之缘。”石元砥笑笑，不无苦涩地。

　　“噢——想起来了！白皪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能说什么呢？唯有苦笑而已。

　　“不过，白皪若早告诉我，我可能就不敢来了。”

　　“为什么？”石元砥不解地。

　　“当年，我……”林书梅不无愧疚地垂下了头。

　　“资反路线”被冲垮后，我着实松了口气。奇怪了，没有了压力，我却夜夜不能安眠。睁眼闭眼全是石元砥的影子。

　　“白皪，瞧你把自己折腾的。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政见不同就不能同路了吗？大不了不谈那个话题呗！”

　　“你在制作童话吗？”林书梅语重心长地说，“难道你忘了伟大领袖的教导了？政治是灵魂，是统帅！任何情感都必须服从于政治。一个伟大的人是不可能为爱情而发疯的！长痛不如短痛，难道你不明白吗？”

　　“可是，可是……我，我不是伟人，也不想当。”

　　“一个普通的革命者也不能‘小资产’味十足啊！何况你是我们两千多人的司令呢！”

　　林书梅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不能“小资产”的。于是我才下决心并敢于面对石元砥道出“分手”二字。

　　然而。感情上的事情不是简单的加减法，所以，事后我的痛苦、烦恼是有增无减。我白天常常神不守舍，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夜里整宿整宿睡不着，眼前闪回的全是我和石元砥共同拥有的一幕一幕。于是，我开始悔不当初。

　　林书梅又开导我说：“现在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有很多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如果你还沉浸在个人的情感之中，你就辜负了伟大领袖和我们大家对你的期望了。这是我对你如此说，换成别人要怎样说；你知道吗？你这是把马列主义装在手电筒里——光照别人，不照自己啦！想想吧，你还有没有一点儿革命者的气概？

　　林书梅一席话，把我心底的“小”全榨了出来。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在灵魂深处狠狠批判了自己的“小资阶级”情调，并决心改正错误。我说：“林书梅，从此刻起，我若再掉眼泪，你就拧我一把；我若再精神恍惚，你就踢我两脚；我若再在睡梦中喊他，你就卡我的脖子……”

　　虽然林书梅没有如法炮制，但是每当我“违纪”时她就高声背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你们那些故事。现在白皪还当我是异己分子，不对我说任何事情。”石元砥苦笑着说。

　　“唉，做贼的都会心虚的嘛！”林书梅苦笑，“还有，白皪，后来，六七年春天石市长到医大找过你，这事被我贪污了。不好意思，真是太对不起你们了。”

　　“别说对不起。错的不是你，不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石元砥说，“如果一定说我们有什么错的话，那就是我们赶上了那个时代。”

　　林书梅说：“不论如何，我都有责任。当晚我也曾对白皪说过‘如后悔，可以收回成命’，但那不是我的心里话，只不过是为自己留个后路，免得有一天落埋怨。虽然我对自己的情感问题处理得并不利落，但我觉得白皪不能也那样。她是什么人？英雄、领袖！她是医大第一人，处处都该是表率，不能有瑕疵。我以为那么做是保护她，关爱她。谁知道……唉！统统是错！错！错！错！”

　　是啊，那是个特殊的年代，那是个特殊而又特别的年代。那是个狂热的年代，那是个狂热而又疯癫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又无不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