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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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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4）
因此，今天的执政党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架构政党体制，而必须学会把各种社会组织纳入政党体制，并继续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没有社会组织参与的政党政治将堕落为政党专制，而缺乏政党主导、只有社会组织的政治生活则是一堆“散盘”，盘中仍是一盘散沙。 2．政党未来力量来自新组织建设 从传统意义上讲，政党的力量来自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制度化的群众支持的情况，其二是组织的复杂性与深度，特别是体现在党与社会组织方面的联系。其三是党员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党认同，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把党视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首先，群众的支持如果只是一时的而缺乏持久的制度化的工作，就会出现政党力量的式微，领导层的瓦解，群众支持的消失，组织结构的衰落，党员舍弃政党而热衷于做官，个人权威的上升。 其次，如果一个政党变为某单一社会势力的传声筒，那它就会失去自己的旗帜而沦落为该社会集团的工具。对于较强大的政党，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要服从党的领导，而且政治决策领域皆保留给党。但是，大多数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政党没有这种作为后盾的组织联系。在大多数场合，它们都无法形成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最后，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党在执掌国家大权之后，政治领导人和党员会把他们的忠诚由政党转向政府机关。他们本人在政治上从群众领袖变为政府大员，许多各不相让的工作分散了组织工作精力，使政党受到削弱。组织精力的明显分散意味着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全面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党的认同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其内心向往的乃是政府高官。而很多担任高官的党员最终走向贪污堕落，甚至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 因此，政党组织者是否有足够的精力投入组织建设，即进行治政建设，成为政党未来力量的关键。 新的执政党建设要完成三件事：一是建立“长效型”政党架构，固化政党自身的组织结构，夯实政党自身的组织基础；二是建立“开放式”动员机制，尽可能释放出公民政治参与的“志愿”；三是建立“海纳型”组织机制，汇聚这些被释放出来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志愿”，形成强大的改造社会的组织化力量。这种组织建设已不同于革命时期或建国初期的政党建设，而要在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之外，大大增加社会志愿组织的建设。这一方面要通过政党自身的理念和纲领感召人们，又要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动员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志愿组织得以参与政治，并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出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这既成为检验执政党生命活力的标志，也成为衡量传统政党能否吸纳“公民志本”、真正“以人为本”的分水岭。这样一种政党制度是未来现代化国家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 ＇返回目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1）
现代政治文明就是治政和行政的有机统一。由治政表达达于行政执行，这就是现代执政能力和执政文明的产生基础。 从“政治”到“治政”，虽然表面看来仅是字序调整，但我们认为这背后所蕴含的——从概念到实质、从理念到实践的一系列变化恰恰是拓开政治文明新时空的突破口。 （一）治政与行政：执政能力之源 先从“政治”说起。 什么叫政治？尽管人类已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研究不计其数，甚至当今有人已经提出了“网络政治学”、“太空政治学”、“游戏政治学”、“两性政治学”、“公司政治学”等时代性极强的政治新命题，但是，由于各时代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都从不同的视野和维度展开论述和研究，可以说目前还很难形成一个对于政治的“公式化”的标准定义。一般说来，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是指“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的行为以及由此而结成的特定关系”。⑤ 那么，今天所讲的主流政治观是怎么来的呢？ 英语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最初的意思是指“城堡”或“卫城”，后来逐渐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而被赋予了“邦、国”的意义，并衍生出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因此，可以说“政治”最初就是指城邦中有关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的总和。在古老的东方，尽管先秦诸子就曾使用过“政治”一词，但是“政”和“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开使用的。其中，“政”主要是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而“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代表其结果，即实现社会安定太平的状态、趋势等。将“政”、“治”两字合用则是始于近代，其代表人物孙中山曾经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先后对政治进行过表述，比如“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是一种科学”等，形成了政治研究的指导思想。 总体而言，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政治是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阶级利益而处置本阶级内部以及与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政治是由政府推动的、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在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公共活动；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等。政治是随着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频度和广度也随之向前发展。历史上的政治一开始就是表现为人们攫取、维系、分配、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在现代则表现为牵动特定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巨大社会力量及其运作过程。政治现象将长期存在，只有当“少数人管理模式” 真正转化为“全社会自治模式”，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现象才会转化成一般社会现象而最后趋于消亡。 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应当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少数人模式”，更应当超越西方当代的所谓“精英模式”，顺应民心所向，向着“多数人模式”乃至“志愿者模式”发展，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与其“联合体”的自治。当然，在终极目标实现之前，全人类还有很长的路程要共同穿越。在现阶段，政党政治是世界政治的核心，执政党仍将长期成为天下政治的主角。因此，应当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和政治文明加以进一步“细分”： 治政，是执政党代表人民履行“国家意志的表达”，其目标就是“求是”，即能够制定让人民群众自主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行政，是政府受人民（和执政党）之托完成“国家意志的执行”，其目标就是“求实”，即必须保障前述规则能够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取得实绩。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2）
就执政党而言，执政能力即“求是”与“求实”的全面转化能力。 治政及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政治文明。 如果说执政党组建政府的基本点在于搞好物质生产，那么，可以说执政党自身务须抓好在其基础上的精神生产；形象地说，行政的任务是国家资本和国民财富的保值增值，而治政的任务是“公民志愿”或说民心向背的汇聚扩大。 本书作为“大国政治”和政治文明新解的理论拓荒，既尝试“建设性”，亦注重“历史感”——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向未来中看。因此，下文我们主要是从中国概念、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化出发，对“政治”和“治政”的区别及其意义加以研究。 梁启超先生在1921年的著名演讲《辛亥革命之意义》中曾经讲道： “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份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哪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⑥ 虽历80余载，这一席话仍令人觉得言犹在耳、回肠荡气！因为中国正是世界上文明史（包括政治文明史）既久远又连贯的罕有之大国！所以，由远及近，从古到今，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不管是对历史问题的认知，还是对民族精神的省思，既给我们提供了治政研究的绝佳素材，也给我们的政治文明创新准备了最好的比较教案。 （二）治政文明是现代执政文明的灵魂 首先，我们试从字面上解析“治政”与“政治”的不同： 1。从“政治”到“治政”，体现出主体视角的变化； 与“以政治人”不同，“治政”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即“以人治政”，强调要依靠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去治理好政事，而不是被物化的、僵死的“政令”所制。特别是历史上的政治现象一开始就是围绕权力纷争展开的，从根本上说没有改变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模式，“政治”成了少数人用其“政”去“治”多数人的代名词。提出“治政”正是希望多数人及其治政核心能够顺应民心，扩大参与，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治”好公民志愿之“政”，最终达于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自我管理。 2。从“政治”到“治政”，意味着操作程序的变化；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通常认为，中西方政治管理的历史体制差别在于：中国素重清官“人治”，西方讲究程序“法制”。而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由于是以“先王之政”为治国之纲，“祖宗之法不可变”，一方面造成因循守旧，受制于陈规陋习，另一方面法律的文本制度迄秦至清基本不变，客观上形成了依靠官僚自行发挥甚至贪赃枉法的人治惯性，缺乏西方条分缕析、权责明确的现代法律系统。治政，则强调了对“政”的分析、掌握与科学控制，从程序上提供了一种不断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前提。 3。从“政治”到“治政”，暗含了制度时效的变化。 中国之所以“两千年不变”，与各种制度文本的封闭僵死必不可分，也与统治者不能与时俱进直接相关。近代“海禁”带来的“闭关锁国”就是典型案例。治政则强调随着时代的变化来“治理”，而不是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明君先皇”的“金科玉律”和“清政明令”中兜圈打转。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正言顺”，马克思也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⑦语言往往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晴雨表。“治政”首先针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封建残余而来，是要从词根上、意识上对那些造成近现代落后局面的政治积弊进行校正。这并非妄自菲薄，而是辨证扬弃、继承创新的第一步。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3）
接下来，我们再从内涵中分析“治政”与“政治”的差异： 1。“政治”是宽泛概念，“治政”是精确概念； 政治是权力行为和权力关系的总和，是个泛化概念或说“元概念”。当我们需要对政治进行具体研究时，往往需要补加各种限定性、说明性、修饰性字词，比如说政治家、政治经济学、政治体制、政治改革等。而治政则是精确概念，专指在大的政治范畴中的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的总和。 2。“政治”是模糊概念，“治政”是对象概念； 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重要社会现象。作为对这一现象的指称，“政治”一词并未有什么明确的对象性，比如说执政党搞的是政治，在野党搞的也是政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亦是政治。而治政则有明确的对象性，仅对执政党而言。 3。“政治”是集合概念，“治政”是专门概念。 政治可谓无所不包，提起政治一词很难让人有一个专门的、明晰的概念意识。由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政党政治是公认的主角，因此，对于政党政治的专门研究也备受重视。治政将政党政治中的专门领域——执政党政治——明确和固定下来，既便于说明问题，也利于纵深研究。 我们知道，在科学史上许多发明、发现都与新概念、新名词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背后往往意味着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深化、进步或创新。通过在传统概念和表达方式的基础上将“政治”加以“反弹琵琶”式处理，进而提出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治政”概念，有利于我们将政治文明的研究细化、深化和专业化，是为第二步。 最后，结合中西方关于政治文明诸多经验和共识的实证分析，可以把当前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总结为“核心问题”，或者确称为“核心归位问题”——思想归位、行动归位、规则归位。繁言之，就是要全面研究： ——执政党应当在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居于什么位置？ ——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应当如何发挥作用？ 我们之所以提出治政概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笼而统之地称为“政治工作”或是“搞政治”，也正是出于对“核心归位问题”的对策性研究： 1。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位置的强调； 就政治来说，似乎只要是为了名义上的“民主自由”，什么人都可以搞，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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