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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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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我的右半身神经系统正在逐步出现新的症状，我意识到我身上一定还有医生没有查出来的病源！我很担心神经系统正在被某种病毒蚕食，我更担心这样发展下去，我会果然如医生们警告的那样出现“瘫痪、呼吸肌麻痹”等高危症状。
我不敢想象自己将来在轮椅上或者病床上眼神呆滞地靠仪器维持生命。如果真是那样，我宁愿体面地死去。但我不能死，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无法想象没有我的日子，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生活？
固然知道“死生，命也”，但我不敢再想象下去……
在对自己身上的新症状提出了疑问之后，W大夫跟我说，珠江医院还有一个权威，就是T教授，在神经内科方面有颇高的知名度，他可以安排帮我请T老教授会诊。
T老教授每个星期有一次专家门诊，必须一大早就要去排队挂号，W大夫帮我安排了挂号，并亲自带我到T老教授处听取诊断意见。
这位将军级的老教授在我的诊断书上写下的诊断结论还是“脱髓鞘性脊髓炎”。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疾病，老教授也说不明白，而且令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T教授在嘱咐他的助手在我的病历上写诊断意见时，特别交代了一句：“就按照L主任的诊断意见来写。”如此这般，我还能说啥？
每天晚上，我都会颠来倒去地在“死”和“瘫痪”的假设中想象自己和家人的将来，也都会听到隔壁病房一个女病人时而凄厉时而哀怨的呼号声。那是一个在另家医院发生了医疗事故之后转来珠江医院治疗的年轻女孩，听护士们说，那个女孩子开始只是因为很小的问题住院，开刀之后，脑部的手术损伤让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已经完全丧失自理能力，听说珠江医院的神经内科好，才把病人转了过来。因在以前那家医院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弄到现在连每天最基本的治疗费用都难以承担。医疗事故的官司打了好几年还没有着落。护士们告诉我，那个年轻女孩恢复健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夜深的时候，那个年轻女孩的凄厉呼号声让人无法入眠，我总是睁着眼睛不由自主地倾听，她的呼号声里没有任何有逻辑的成形语句，但那种无比直接的哀怨和凄凉穿透了我的心房。
我抬头看着墙上我的床号：43号。
不禁想：难道这是上天考验我，让我在“死生”之间悟道吗？
16。我匪夷所思地卷入了“福寿螺事件”
因为我的病，家人变得异常忙碌，除了日常照顾两个孩子之外，还要为我担惊受怕和送汤送饭，我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憔悴，这让我内疚万分，我总觉得是我拖累了家人。
更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家人都陆续地生病，大人们各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舒服，女儿窝窝头更是莫名其妙地持续高烧和出现类似肺炎的症状，父母和太太得不时地抱孩子去医院看病，可是好几家医院都不能够诊断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孩子的爷爷奶奶整夜抱着高烧不退的孩子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孩子会发生任何意外。
经历过非典风波的父母心理压力极大，他们非常非常担心孩子得了什么奇怪的传染病。
我是事后好久才知道家中这种情况的，在那段时间，家人对我隐瞒了所有的情况，给我送饭的太太只是偶尔跟我提起父母身体“不太舒服”和窝窝头“有点感冒发烧和咳嗽”，他们生怕自身难保的我担心太多，影响我的病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我在珠江医院住了近一个月时间，每天按照“脊髓炎”来治疗，每天除了照例的一小杯药丸和静脉点滴之外，还增加了高压氧舱治疗。
我的长期住院引起了所有亲友的关注，没有人相信向来壮得像头牛的我会突然间病得如此严重，而我确实病了，还病成这副模样。
对养生颇有心得的父亲一直对医院充满不信任，他一直认为医生没有做对最基本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首先诊断出真正的病因。
在我发病近两个月之后，一直在网上寻找相关信息的父亲被一则新闻所吸引，这则新闻说的是北京数家医院早在六月份就收治了许多“怪病”患者，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的纪爱萍大夫在收治到这类患者之后，出于对专业领域的高度敏感和责任心，令她马上作出了推断：这些病人都有可能是因为饮食感染了一种叫做“广州管圆线虫”的寄生虫病！在仔细地观察和询问了多位病人的症状之后，纪爱萍大夫发现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这些突然得了怪病的患者们都有同样的经历：突然发病，出现严重的中枢神经受损症状，包括肌肉刺痛、触觉异常、颈部强硬、急性剧烈头痛和持续低烧，甚至还有患者出现短暂失明。这些病人的种种症状和我的症状几乎一模一样！
当父亲来到医院，带给我另一条更加靠谱的消息：纪爱萍大夫不但在六月二十四日就成功诊断出这些患者的病因，细心的她在调查了这些发病患者的近期共同饮食史后，发现这些患者都曾经在北京的蜀国演义餐厅进食了“香香嘴螺肉”或者“凉拌螺肉”！
为了找到确切的致病源，纪爱萍医生特地到这家餐厅吃饭并打包了原封未动的螺肉做的菜肴回实验室做检验，并通知了北京市卫生局去蜀国演义餐厅的厨房直接取样做了检验，检验的结果是这些被蜀国演义餐厅冒充“海螺”提供给广大食客的螺肉其实只是一种肮脏的淡水螺：福寿螺。而且螺肉内含有大量广州管圆线虫！
蜀国演义！？我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这家餐厅就在我们北京住处仅隔一条马路的地方，我们不止一次在那里宴请过自己的朋友。二锅头满一百天的时候，我们还差一点决定在蜀国演义摆“百岁宴”宴请北京的亲朋好友们。
而那所谓的“凉拌螺肉”，我更加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非常喜欢吃海螺，当时我们为了宴请来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台湾朋友，特地选择了这家离家很近的餐厅，这家餐厅不但装修、菜色都过得去，而且还有杂技和川剧变脸表演。我清楚记得我们在这家餐厅点过“凉拌螺肉”，从事过多年远洋渔业工作的我因觉得口感有些异样，还特意问过服务生，服务生坚持告诉我说那是海螺！宴请朋友时，第一盘螺肉上来很快就被我带头消灭了，于是又立即再点了一份让大家分享。
天哪，原来真是我贪嘴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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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怪病谜底就此揭开！
虽然我们看到确诊的希望，但W医生却断然否定了我们的“非专业判断”，他告诉我，我的确是得了“脱髓鞘性脊髓炎”，而不是什么听都没有听过的寄生虫病！他说哪有看看报纸就知道自己是得什么病的？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啊？都这样，还要医生干什么？
但W医生仍然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染上“脱髓鞘性脊髓炎”，他说这种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很难说得清楚。
接下来的几天，“北京福寿螺事件”大规模见诸媒体，父亲更与我在上海的干爸干妈连手，从专业网站上搜索关键词“广州管圆线虫”等等，并将一篇篇与此有关的文章打印出来带到医院给我看。
即便在我们数次向W医生明确提出我很可能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的怀疑后，W医生依然坚持他自己的观点，而没有让我做更进一步的跨科会诊。
八月下旬在北京，关于福寿螺事件的报导已如潮涌，非法商家提供的生吃、半生吃的螺肉已经被全面叫停。北京卫生局还组织了全市136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405名临床骨干医生进行培训。
但这些动作距离纪爱萍大夫确诊首例病例的六月二十四日已经近两个月，纪大夫工作的北京友谊医院早在确诊后就随即通过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北京市卫生局进行了相关疫情的报告工作。在北京，见报的重症患者达到了一百多人，大都有和我大致类似的痛苦求医经历。
而广州，这个“广州管圆线虫”的原发现地则显得相当平静，毕竟广州近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集体感染事件。
8月29日，在《广州日报》工作的记者朋友邱瑞贤得知我的病况后，把我介绍到中山一院消化科王锦辉教授那里。
在倾听完我的自述之后，王教授指出，发热、头痛症状持续多日，并伴有右侧肢体麻木，刺痛不退一个多月，同时在血液检验中发现“嗜酸粒细胞增多”，在核磁共振MRI检查中提示有“颈椎、脑内信号异常”，加上在多家医院都有“脊髓炎”的诊断，基本上这些流行病学特征都是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典型症状！王教授并根据我曾经食用福寿螺的经历，确定我有感染源和临床症状，在诊断书上写下：广州管圆线虫病。
一直以来困扰我的怪病谜底就此揭开！
原来我之前的所有症状都是广州管圆线虫病的典型症状，皮肤触痛和感觉异常源于虫体在皮下的游走。大量肉眼看不到的寄生虫的排泄物，以及人体免疫机能敌我不分的反应，破坏了我的中枢神经系统。
当我拿着王教授的诊断书回到珠江医院后，W医生还是表示了自己的最后坚持，他认为王教授的诊断过于武断，且没有任何化验结果可以支持王的诊断意见。
已经做过无数次各种化验的我质疑珠江医院到底是否具备对“广州管圆线虫”的检测能力，我请W医生马上打电话给检验科询问。等在旁边的我从他尴尬的神情中已经知道珠江医院没有这样的检测能力。
但是检验科的同事告诉W医生，南方医科大学的热带病研究中心有设备可以检测，事情至此，W医生马上帮我联系了南方医科大学热带病研究中心的李教授，并安排我当天下午前往位于广州市郊的南方医科大学热带病研究中心抽取血样做广州管圆线虫抗体检测。
李教授连夜为我赶出了检测结果：我的血样抗体检测为阳性。也就是说，我确实感染了广州管圆线虫病！
放下李教授的电话之后，我冲到了阳台，望着眼前的万家灯火，我呼出了长长的一口气，两个月来的无形压力在这口气中得到了宣泄。
我随即通知了一直关心我的所有亲友，包括等待我抗体检验结果直到深夜的邱瑞贤。
第二天，8月30日，广州日报的要闻特稿版刊出邱瑞贤撰写的头条新闻“广州发现一管圆线虫病例”，小标题是：北京“福寿螺风波”以来广州首个病例，该患者称曾数次在北京“蜀国演义”进食凉拌螺肉。
我收到了W医生给我发来的短信：“别人看来简单的问题，我却把它复杂化了。”
W医生相当自责，而我却丝毫不想怪他，至少他是一个有医德的医生，但是如果他能够早一点为我安排一次跨科的会诊，一切都会不一样了。但在他之前的那些权威医生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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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家人全部中招（1）
2006年9月3日，我们再次找到了之前给我下临床诊断的王锦辉教授，经过王教授的详细问诊，王教授建议我的家人均进行血常规和抗体检测，以排除或者确认感染情况。
家中两位成年女性的血清抗体检测显示：阳性反应！这个结果意味着吃过螺肉的她们也“中招”了！
詹教授表示，这种病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染性，出现阳性反应意味着我的家人确实感染过广州管圆线虫病，只是发病症状不如我的那么明显。
想到詹教授说的“此病对于免疫力尚弱的幼童尤其凶险”，我的心像被绳子捆了十七八个结一样，几乎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
9月6日，在教授们的强烈建议下，我带着父亲和窝窝头一起到中山医接受抽血检测。
窝窝头是一个非常害怕打针的孩子，小家伙对于穿白大褂的人非常警惕，因为每次注射疫苗事先她都被告知只痛一小下，可是到了真注射的时候，估计她感觉到并不是大人们所说的“痛一小下”，几次下来她对于医院早就有了戒备心。刚走进医院看到穿白衣服的医护人员时，小家伙就往我的怀里钻。她从出生以来就被全家人捧在手心里疼着，她一边本能地使劲往我怀里钻，一边用孩子特有的童音凄惶地叫着：“爸爸，我不要打针。”
我的右手稍微一用力就会有很酸麻的感觉，我不得不用左手紧紧抱着窝窝头，两条腿用力夹住她的小身体，看着护士把长长的针头扎进她柔嫩的小手臂，小家伙在我怀里拼命挣扎哭喊着，眼泪忍不住从我的眼里流了出来。窝窝头越是挣扎，我越得用力夹住她。我的眼泪汹涌而出。
给窝窝头抽血的护士笑话我：“没见过你这样的爸爸，不就是抽个血吗，哭得比你女儿还凶！”
她哪里知道这两个月来我们这一家人的经历啊！
心里的自责让我有些无法原谅自己，我怎么能让这么小的孩子不小心染上这样的病呢？
窝窝头的爷爷坐在窝头旁边，爷爷故作轻松地跟孙女开着玩笑：“窝窝头，爷爷比你惨啊，你哭了有爸爸抱你，爷爷哭了没人抱啊。”窝窝头之后，轮到她的爷爷自己坐上高脚凳抽血。
当天詹教授给我打来电话，检验结果是我父亲和窝窝头两个人也都没有逃脱被感染的厄运！詹教授安慰我，他说有些人感染了广州管圆线虫病之后，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潜伏期，潜伏期越长，症状也会越轻。所以我的家人应该不会出现我那样的急性反应。
只是，大人们全都可以吃“肠虫清”做驱虫治疗，可是这种药不能够给两岁以下的小孩服用，否则会有潜在的致畸危险。
窝窝头怎么办？她还只有一岁半！她成了福寿螺事件中年龄最小的受害者！
即便因为没长牙而躲过一劫的二锅头，也不得不面临中断母乳喂养的现实。因为太太必须服用肠虫清进行驱虫治疗，担心母乳受药物污染，我们不得不决定给还不到五个月大的二锅头停喂母乳。
詹教授并告诉我们，卫生部已经在福建召开专家会议，紧急制订了广州管圆线虫病的临床诊断标准。《诊断白皮书》向全国卫生系统公布后，这个病的误诊数量有望得到有效的控制。
对于这个消息，我觉得心中无比愤怒！
媒体报导说早在6月24日，北京友谊医院的纪爱萍大夫就已经确诊首例患者并确定蜀国演义餐厅向食客出售的福寿螺肉为致病病源，且随即向北京市卫生局上报疫情，北京卫生局居然过了整整两个月才做出“亡羊补牢”的动作。
19。家人全部中招（2）
9月11日的《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题为“北京福寿螺之祸”的文章。
文章中提到： 6月24日上午，北京友谊医院热带病研究所医生纪爱萍与往常一样在专家门诊坐诊，一名34岁的男性病人引起她的注意：他最明显的症状是皮肤疼，不用碰都会很疼，颈部僵硬。和他聊天时发现，其它三个和他同在蜀国演义酒楼吃过饭的人有两人有同样症状。她问是否吃了螺肉，患者说确实吃过福寿螺。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临床诊断为嗜酸细胞增多性脑膜炎。
相比于其它医院迟迟无法确诊，纪爱萍大夫一开始就把在北方罕见的“广州管圆线虫病”列入怀疑对象。这是一种食源性寄生虫病，1999年，她曾经收治过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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