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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风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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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管理局10％，省物资管理局10％，省商检局15％，省海运局30％，省财委11％。易秀湘认为，实际贪污受贿人数要远远大于目前所掌握的数目。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组织指导，叶剑英要求广东省“党、政、军、财四大系统，可抽调一批得力干部，组织三反检查组，上下左右，互相检查。”把群众动员起来，鼓励大家检举揭发，“检举的方式无论口头的、文字的、公开的、秘密的、直接的、间接的、完整的、片断的，都一律欢迎。”
在华南分局的部署组织下，广东省各地层层动员，层层指挥，稳步推进，运动很快在全省上下开展起来。
运动开展后不久，叶剑英收到华南分局送来的一份报告，内称：“广州长期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早已成为不法商人、贪污分子的‘温床’，过去广州的贪污风气和奸商活动是全国出名的。运动初期，我们就发现了有个别合作社和银行的兑换金银部门工作人员100％是贪污分子，市府秘书厅经管财物的人90％以上犯贪污，一个税务分局亦占90％犯贪污，整个财经系统62个单位中，初步发现贪污分子达46％。就够说明贪污情况的严重了吧！”当时叶剑英还兼任着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接到这份报告后，他也认为广州的“三害”问题确实十分严重，便亲自指导督促广州开展“三反”斗争。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7）
1951年12月4日，广州市政府委员会举行委员扩大会议，政府委员、各局、处领导及各人民团体代表共84人出席。会议决定成立广州市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叶剑英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市长朱光和郭翘然、田坪、梁湘为副主任，统一领导全市“三反”运动。会议要求全市各单位及各区立即成立节约检查分会，并派出70人的检查组，分别到全市各财经单位深入检查。
12月29日，经叶剑英批准，广州市委发出《关于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充分重视，各单位应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迅速造成热潮，形成群众性的运动。为此，市委规定，所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1952年的头一个月里，每天只工作半天，半天用来学习、反省、坦白和检查。
1952年1月4日，广州市委召开所属地委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叶剑英在会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三反”运动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要求各级主要负责干部要带头反省坦白，发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次会上，朱光、陈志芳、萧贵昌、梁广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带头进行反省，“下水洗澡”、“引火烧身”，消除广大干部的思想顾虑，增加大胆暴露问题的勇气。
1月10～12日，*广州市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叶剑英作了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回顾了一个月来广州市“三反”运动的进展情况。叶剑英批评广州市的运动进展缓慢，要求各级领导大胆放手，发扬*，立即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运动高潮。会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认真贯彻叶剑英提出的“逐级下水洗澡”的方针，各单位由上而下，先是局、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带头反省，接着是科、股长等各级干部层层“下水”，进行坦白检讨，“检查自己，真诚悔过，检举他人”，全市很快就掀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热潮。据统计，广州市“在参加三反的46420人中，查出有大小贪污行为的有14335人”，贪污人数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30％。
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三害”中，尤以贪污现象最为突出，即使在经济落后、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地区，铺张浪费、贪污蜕化的现象也很严重。
甘肃省处于内陆边远地区，长期以来，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经济十分落后。人民政权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经济结构单一、基础薄弱、生产落后的烂摊子，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农业总产值亿元，占；工业总产值仅亿元，占。由于入不敷出，财政赤字高达58％。当时，甘肃省的基础工业非常薄弱，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轻工业和手工业作坊，零星分散，设备简陋，技术落后。长期以来，甘肃农业自然生态遭到很大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条件很差。解放前，全省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9％。尤其是农业生产手段极为落后，主要靠人力和畜力，“二牛抬扛”，人背肩挑，耕作粗放，经营落后，靠天吃饭。在一些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还是“刀耕火种”。农业只能维持简单的生产。1949年，全省平均粮食亩产52公斤，总产亿公斤，人均213公斤，粮食赤字高达60％。棉花、油料、肉、蛋等产量严重不足。1952年1月3日，甘肃省委在给西北局的报告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在这样一个偏远贫困的省份，依然存在着极为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8）
“武都税务局长冯俊明等领导干部七人集体贪污受贿。兰州市税务局309个干部中有57人贪污。天水专区税务干部贪污。平凉市税务局88个干部中有40人贪污。省粮食局运输公司180个干部，81人贪污。酒泉专区粮食局八个县的干部有25人贪污。永登县粮食局15个干部集体贪污。……海源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40个干部集体贪污反革命财产。”
甘肃省委认为，“三害”不仅使党、政、军的一些干部逐渐变质，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三害”大量侵占和浪费了国家最急需的经济建设资金，对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此，中央提出开展“三反”斗争是非常适时、万分必要的。
甘肃省委在报告中还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对中央的精神领会不足，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袭警惕不够，对“三反”运动采取冷漠的态度；中下级干部中则有一些人有很多顾虑，怕这怕那，消极观望。为此，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三反”运动的领导问题。会上批评了把贪污浪费看作“生活小节”、“不是原则问题”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三反”斗争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领导亲自动手，充分发扬*，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去进行。
毛泽东对甘肃省委的报告给予充分肯定，1月9日亲笔批示：“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甘肃省委这个报告可在党刊发表。”
毛泽东的肯定和表扬，对刚刚开始的甘肃“三反”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全省的“三反”运动在学习文件、打通思想基础上，普遍开展起来。各部门负责人带头揭发、检查本单位存在的贪污、浪费现象，并以身作则，检查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自我批评。同时，省委和省节约检查委员会还向广大干部群众宣布，保障大家的*权利，做到“言者无罪，告者不究，压制*者必办，阻碍运动者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撤职”。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纷纷以口头、书面、公开或匿名等方式，检举贪污分子，揭发官僚主义和浪费行为。这时，各级党组织适时讲明党的方针政策，指出能坦白交待的，重者轻处，轻者免处；拒绝坦白交待，顽固抵抗者，从重惩处。在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强大压力攻击下，不少贪污分子主动坦白交待。据统计，甘肃省、地、县党政机关有50010人参加了“三反”运动，其中被查出有“三害”问题并受到各种处分的有9558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
宁陕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地处秦岭中段南麓，距西安最近距离仅72公里，是关中通往川渝的交通要塞。由于地处贫瘠的西北地区，再加上自然资源缺乏，宁陕县建国后直到70年代末，受交通、技术、资金、人才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只有一些生产小型铁器具、木制农具、火纸及编制竹制品等作坊式的小企业。“三反”运动开始后，宁陕县的一些干部认为，在宁陕这样一个基本靠天吃饭的贫困农业县，哪里来的钱财去贪污、浪费？对开展“三反”运动不以为然，甚至存在着一定的抵触情绪。为了使广大干部充分认识到开展“三反”斗争的重大政治意义，积极投身到运动中来，宁陕县在运动初期采取了“重点检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学习文件与坦白反省互相批评相结合，号召自觉自动坦白与大力发动群众检举相结合”的办法，层层动员，充分发扬*，以此来推动运动在全县逐渐展开。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9）
1月28日到2月13日，宁陕县委集中16天时间进行“三反”动员和整风：动员安排一天，学习五天，自我检查、相互检查和交待问题七天，总结和处理问题三天。参加整风的人员包括县级机关干部96名，区机关干部101名，乡干部64名，土改工作队员82名（内有留用人员四名），公安队员60名，勤杂人员七名，共计410名；其中党员57名，团员85名。通过动员和学习，大家普遍认识到开展“三反”运动的意义和重要性，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思想上积极斗争准备坦白自己的问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顾虑，坦白检举劲头不大，光谈小的，不暴露大的，同时还发现有的领导不够*，有个别小集团互相包庇等现象。县委根据这一情况，分别召集党、团员大会，进一步做好思想动员，同时加强领导，根据各单位不同情况，划分了10个组，县级机关内以财政科、粮食局、税务局、卫生院为一重点组，公安局为一重点组，县政府、政法为一组，县委机关为一组，六个区以区为单位共编六个组，县委委员分派到各组，地委派来的工作队员也抽调配备到重点组，加强对运动的组织领导，很快就使运动猛烈的开展起来。在“三反”运动中，全县共查处贪污分子60人（党员18人，团员21人），共贪污人民币2387392元；挪用公款30人，共挪用1748万元；受贿20人，共受贿217万元。浪费比贪污更多更大，个人及机关浪费5201万元。此外，还查摆出官僚主义在工作中的种种表现。
在河北省西北部、太行山与燕山环抱的盆地北沿，有一座山城，这就是塞外重镇张家口市。张家口相传是明朝筑城堡后，因守门人姓张，抵御外敌有功而得名。据文献记载，商、周时张家口为幽州之地，战国时为燕国北境，秦属上谷郡，汉归广宁县。至明朝筑城堡（下堡及来远堡），张家口就在此二城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1928年，国民政府设察哈尔省，张家口为省府所在地。1945年以后，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建国初期，张家口成为察哈尔省会所在地（1952年“三反”运动后撤销察哈尔省，张家口市划归河北省）。张家口历来是关里与口外通商必经之地，商业比较发达，经张家口市源源不断运往内蒙的产品有烟、茶、酒、纺织品与工业产品。而内蒙等地的农副土特产，如蘑菇、皮毛、牲畜、药材又通过张家口集散，输往全国各地。商业的繁荣发达，使得张家口市的“三反”运动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一些特点。
“三反”运动开始后，张家口市委经初步调查发现，一些不法资本家和大商人采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来获得高额利润，而且他们向干部进攻的手段，几乎无所不用。据一些奸商自供腐蚀国家干部的手法：“一般是先招待烟茶，后准备酒席，接着打牌，最后领来女人，他就什么都说了”；“收买干部的老婆，老婆一上钩，阻力就少了”。在他们的腐蚀下，一些共产党员和干部经不住考验，腐化堕落。他们与不法资本家和大商人互相勾结，大肆侵吞国家资财，成了国家建设中的蛀虫。初步调查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问题可谓触目惊心：
沽源县财政局、税务局的29名干部中，有24人将贪污的公款投入商业股份获利，其余有放高利贷的，有倒卖牲畜的。 。。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10）
张北县银行以副行长为首的贪污团伙，用赃款投入店铺10余家，获取暴利。
张北县百货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先后盗卖国家经济情报43次，获利亿元；张家口物价局一名干部，两年中盗窃经济情报卖给资本家和不法商人，从中获取手续费1亿多元；康保县百货公司主任向奸商提供经济情报18次，从中得利100多万元。
张北县四区区长、区委书记、公安员和武装部长等几名主要区干部接受贿赂，私放罪犯潜逃。
张家口市所辖的察南专区粮食系统208人有贪污行为，占工作人员总数的；合作社系统有513人，贪污者占总人数的％。
张家口市合成公司经理郝玉廷向市纱布公司派遣16名经济特务，控制了企业的计划、物价、财务、供销等要害部门。电业局、百货公司等六个单位也有资产阶级分子派进的经济特务67人，被拉下水的干部有165人。
华北军区驻张家口采购站站长穆缉雍控制了一批奸商、伪军官，形成庞大的贪污团伙。他们在大同市（当时属张家口辖）用公款私设瑞记皮毛栈，在北京市私设油灰厂，共投资５亿多元，用上级拨款180亿元搞非法经营，除购一部分皮子外，余款归为己有。仅1950年春，穆缉雍通过奸商购布820尺、粮食16万斤，偷税就达亿多元。市自来水公司的几名工作人员与穆缉雍合伙盗窃国家财产总值达７亿多元。
严重的事实表明开展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有着现实紧迫性和长远的重要意义。根据华北局、察哈尔省委的指示，1951年12月27日，张家口察南、察北地委、张家口市委、宣化市委分别发出《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分别做出《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计划》，召开了地直、市直机关以及各县委负责干部参加的“三反”斗争动员大会。会后，层层贯彻，深入发动，从上到下先后成立了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具体领导“三反”运动。自此“三反”运动在张家口全面展开。
为便于检举揭发，张家口市政府在主要街道设立了20个检举箱。1952年１月19日，市政府又发出布告，号召全市有违法行为的工商业者应据实向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主动坦白。截止到1952年１月９日，张家口市共召开群众大会156次，到会人员达8870多人次。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发动，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显著提高。在揭发检举高潮中，出现了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揭发丈夫，一个人检举揭发40余人的贪污问题。到１月15日，张家口市检举揭发和坦白交待有贪污行为者1070人，贪污款额高达75283万多元。
为了推动“三反”斗争深入进行，２月８日，张家口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又召开了有各界群众万余人参加的“挽救贪污分子大会”。大会宣布被政府逮捕的12名贪污分子的罪状，同时，为最后挽救那些还在犹豫的贪污分子，将坦白限期延长到２月15日。张家口市委为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非常注意掌握政策，及时解决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针对贪污分子有“一怕丢脸面，二怕退赃，三怕不信任，四怕丧失威信，五怕送法院”而拒不坦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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