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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智慧-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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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里也写到梁思成先生在1957年写的那些话：拆城墙、城楼就像挖我的肉剥我的皮！写完这书之后，我也真实感受到了这种痛苦。所以我有些不敢进二环之内的老城区了，因为到处都在拆。昨天我应邀去西安驻京办事处，在新街口那里。之前，我还犹豫去不去呢，因为我知道那儿正在拆。最后还是去了，挺难过的。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2）
怎么说呢？这种痛苦并不是我王军个人的思古之幽情所致，因为这样的拆除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可以通过数字计算出来的。事实上，这种拆除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善，请问大家现在的生活方便了么？就城市交通和空气质量而言，是更多的不便与不安了。我记得我读大学时，海淀区的白颐路绿化得多好！没那么多小汽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用公共交通来解决问题，把道路面积的大部分拿给公共交通用，少部分拿给小汽车用，他们的交通就不堵啦。我们要是这样做，白颐路的那些树都可以留下来，多美啊！
但现在整个城市拆出的那么宽的马路，在高峰时段几乎都被小汽车淤死了。这个城市在一种高密度的建筑环境下居然想用小汽车来解决交通问题，这样的模式在全世界也没有成功过。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老北京肢解了，代价是什么？我今天就要问一下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我的孩子——他们那代人还会来追问这个问题。
我是个记者，《城记》这本书我理解它是个长篇的报道。这篇报道说，新中国定都北京之后，有两个读书人提出了一个保护老北京、建设新北京、新旧城市分开以使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后来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这两个人的命运因此而被改变，这个城市的命运因此也被改变。城墙、牌楼等大量珍贵的建筑因此被拆掉，甚至故宫都差点被拆掉。
这本书主要就谈这么个事情，我就完成这么一个报道。这里边有很多我对当事人的采访，还有一些档案的整理。我这书里全是有根有据的东西，包括梁思成的工作笔记和私人日记，还有他在“文革”期间被迫写下的交待材料。
我想今天这个话题先从我个人的经验谈起，我作为一个记者，为什么一下子走到历史中去了？
小时候我在贵州，喜欢画画，就画天安门。来到北京看天安门的人，都会拍张照片。但仔细一看，问题就出来了。（大屏幕显示天安门东侧建筑景观）你看故宫的东面，这一块，是学术界争论最大的，北京饭店东楼，盖的那个高，这是“文革”期间盖起来的。后来大家都拼命向北京饭店东楼看齐，于是故宫的东面，王府井那一带完全形成了一道混凝土屏障，势压故宫啊。整个儿把故宫比小了。这是北京城很大的一个矛盾。
北京城就这样变化着——老的被推倒，新的起来了。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老人往往是最不幸的，一旦离开了这个城市，一旦没有了周围的朋友，他们怎么过呢？他们没有那么好的适应能力。被拆迁的老人离开城市，到郊区以后，周围没有好朋友了，非常抑郁，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有的人在拆迁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长安街一百二十米宽，几乎是世界上最宽阔的大街了，但它居然经常被堵成停车场，这是为什么？这么宽的马路，如同平躺的墙，使步行者难以穿行，街道逛不起来，商气也就没了。
（大屏幕显示宣武区观音院过街楼被拆除情形）这是北京城区内惟一一个古代过街楼，1998年北京市文物部门说把它异地保护，最后竟是用推土机直接铲掉。
看到这些事情，我始终在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就想到梁思成、林徽因，他们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可因为北京城又是最痛苦的一对。他们为什么痛苦呢？他们的痛苦就是从这个方案开始的。这是1949年年底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在这之前政府已经在酝酿把新北京摆在五棵松那个地方，利用日伪形成的新北京的基础，把中央的行政区摆在那里。我最近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一批档案，看到当时讲得很清楚，中共中央就在新市区了，政府委托梁思成做新市区的方案了。
后来苏联专家来了，就把这个事情改变了。他们认为应该以北京旧城为基础进行改造。莫斯科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也搞过一个规划设计的国际招标，也有把老城、新城分开的设想，但斯大林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很厉害。
当时苏联专家说要在长安街两侧进行建设，把中央行政区摆在这个位置。开会讨论时梁思成就表示了反对，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旧城平方公里，130万人口，已经是密度很高了，盖满了房子，住满了人。要把差不多六平方公里的中央行政区摆进去，那么只能是大量的拆迁，国家没那么多钱来赔偿，而在新城盖的话，拆迁费就省去了，另外老城的社会结构也留下了。
他特别提出这里有很多小商业，靠着小门脸、老主顾生活的老百姓拆迁后何以为生？这是劳民伤财啊。另外，他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能够平衡发展。什么叫平衡？就是居住和就业在这个区域内大体保持平衡的状态。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大规模的跨区域交通。把中央行政区摆进老城之后，势必导致大量人口外迁。外迁后在城外睡觉，在城里上班，每天进出城这个交通量就不得了。哪一天北京的交通出了大问题，这就是祸根。
我一看，他讲得有道理啊。你看东北郊的望京，三十万人口，就是个中等城市了，居然没有上班的地方。北郊的回龙观，三十万人口，也是个中等城市了，也没有上班的地方。大家都得跑到市中心区来上班。试问得修多少条高速路、城市铁路？记得城市铁路开通的时候，有的报道说老百姓特别高兴，赶着乘车，有一个人的鞋给挤掉了。这还被当作一个正面的例子。我说没把命给挤掉就算不错了。几十万人口要在一个时间段赶那几班车进城上班，这是一种理想的城市状况吗？所以梁思成先生说得很对，你不要都往旧城里面建，把上班的地方匀一匀多好。就好比把东方广场搁到望京行不行啊？让李嘉诚先生也别来故宫边上“捣乱”，让望京的老百姓也有地方上班。这样的话，郊区和市区之间就没会有那么多交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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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3）
中关村要建商务区，干吗非要把海淀镇给拆了呢？你把商务区摆到回龙观行不行啊？回龙观的三十万人口也应该有个就业的机会。这样，海淀古镇就留下来了，整个中关村那种经过近一百年孕育出来的文化气氛也就留下来了。这样的话，老的也好，新的也好，对交通也好。
梁思成的这些思想很深地打动了我，我也明白了我们北京城为什么交通堵得那么要命。从陈希同开始，每个市长、书记都是以修马路为政绩，但这个城市的交通却越来越拥堵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城市规划的理念出现了问题，这个理念从哪儿出的问题？就从这儿出的问题。
（大屏幕显示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所作中央行政区方案图）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这么一个方案。大家看得很清楚，这是故宫，这是三海，这是城墙，这是公主坟和月坛之间的开阔地带，梁思成和陈占祥建议在旧城外的这个地方集中安排中央行政区。
这样安排的好处在哪里呢？第一为国家少花钱，因在城市外边建，没有太大的拆迁量，像今天在旧城内搞建设，拆迁费就占项目投资的百分之六七十呢。第二，周围可以配套足够的住宅区，这些人就没有必要加入远距离的交通了，走着路就可以上班了。第三，老城可以留下来，它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梁思成特别强调中央行政区的建筑风格是现代主义的，不是后来的那种大屋顶式建筑。后来梁先生为什么去搞大屋顶了呢？是因为他和陈占祥的这个方案被否定了，中央行政区的房子全要到故宫边上建设，他就特别着急，说要把建筑的高度给控制住，这样从景山上看，还是一片绿海。可苏联专家又反对他说，你不让盖高了，怎么能证明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呢？于是就往高处盖。梁先生就着急了，因为故宫周围全被这种方格子大楼围着怎么办？他没有办法，就建议把中国式屋顶给扣上去，这样从景山上一看，这个城市还是中国建筑的轮廓。
盖大屋顶他实际上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是追求现代主义建筑的人。可他的退而求其次，却引发毛主席的不满，1955年官方就搞了一次批判，批判了大屋顶式建筑。实际上，梁先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希望新北京的行政中心用现代主义的手法来设计，以表现新中国首都的新气象，可没想到这个行政中心却要被搬到故宫边儿上来。
他还在行政区以南相当于今天北京西站的位置，规划了一个商务区。他认为这个城市由这三块构成市区，即旧城区、行政区、商务区这三块。他认为城墙留下来很好，好在哪儿呢？各个功能区之间需要一个隔离带，城墙可以摆花草，大家可以在上面下棋喝茶，这样老城区和行政区之间就有了这样一个隔离的空间。
他也强调这个城市要为它的环境容量所限制，这个地方摆满了，够环境容量了，就不能再往里面摆东西了，要跳到另一个合适的距离来建设一个新城，有机地进行跳跃式的疏散和联系。梁思成和陈占祥把这个方案完成后，还想做一个大北京的区域发展规划，可方案交上去后，没有了下文。
你看这是巴黎的“梁陈方案”。巴黎也是一个老城，后来也遇到要大发展的问题，怎么办？巴黎在1958年开始，就把新的中央商务区放到距离老城五公里的地方，由于避免了大规模拆迁，它的建设成本得到控制，后来发展得特别快，变成欧洲最大的商务区，老城也得到完整的保护。
在“梁陈方案”被否定之后，北京市聘请苏联专家为顾问，由他们指导做出了一个方案。（大屏幕显示1959年北京总体规划方案）这就是老北京城，这个方案是以老北京城为单一的中心，一圈圈环路不断往外扩张，这是一个典型的单中心加环线的结构。
大概在三年前，我在北京见到了俄罗斯建筑科学院的副院长劳夫维奇。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北京的方案和莫斯科的方案特别相像，都是以老城为单中心，一圈圈的环路向外扩张，你们莫斯科有没有遇到像北京这样的中心区非常紧张的状况？
他说，这是必然的，只要单中心加环线，中心区就非常紧张。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了。
我说，但还得想办法来改变它啊。
他说，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中心区的功能搬出去。
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称“有感于俄罗斯学者的诚实”，他们现在还在想办法来补救，而我们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新一轮拆旧城的高潮，还在不断地把城市功能往二环路以里集中，结果就是：老北京、新北京都被毁掉了。
为什么说新北京也被毁了呢？因为那么多城市功能集中在旧城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城市的交通与环境必被拧成一个死结。二环路以里的旧城区占规划市区面积不到6％，却集中了那么多功能，这城市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主要功能都在这里，导致三分之一的交通量都在这里边发生，能不出问题吗？假设没有老北京这个城市，就是在一块空地儿做这样的规划，也是有很大问题的。你看中心区多紧张啊。
北京市区的绿化隔离带这些年来被蚕食得很厉害。近郊区的清河、南苑、北苑都成了大的住宅社区了，这些地方的房地产搞得越火热，给这个城市带来的问题就越多。因为这些人到那儿去居住，解决不了就业，还得回到城市里来上班，交通能不拥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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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4）
（大屏幕显示莫斯科规划总图）你看这是莫斯科的方案。这是一个老城，一圈一圈的环路围着它。苏联专家做完北京规划后，发现莫斯科这样搞会出问题，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把郊区成片的森林和绿化带，跟打楔子一样打到中心区来，就把中心区的密度稀释了。今天到莫斯科去看，还会感觉到很舒服，因为它的城市规划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一次改变。
而我们呢？没有改变，还在不断地加剧这样的现象。（大屏幕显示198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图）你看这是1982年的总图，还是这样子：这是老城，一圈圈环路，还是这样的模式。
我曾经采访过贝聿铭先生，我问贝先生对北京的看法。
他说，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城还好好的。
我问，您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啊？
他说，他是七十年代末来北京的，来北京搞香山饭店的设计。
我纳闷：怎么还好好的呀？城墙都给拆没了。现在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当年贝先生到景山去看，旧城区还是一片绿海，成片成片的胡同、四合院还在，也就建起几栋高楼而已，拆掉的只是一圈城墙。
那时，贝先生带了一个美国建筑师代表团来北京。在景山上看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那是他第一次在这个地方看北京。他跟那些美国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后来，他跟我讲，北京旧城不能再拆了，拆得太可惜了，胡同、四合院必须成片保留。
两年前，贝先生在苏州开了一次会，国内的大师吴良镛、周干峙、张开济先生都去了，我去采访。大家谈苏州博物馆方案的问题。说着说着就说到北京城了，贝先生就说了一句话，北京的建筑我搞不清楚，我是一个外国人。（听众笑）
你看，城市对人的情感会产生这样一种作用，这种作用是用钞票能够算出来的吗？可能现在很多人认为钞票点不出来的东西就不算数了，悲哀啊。
回到这个方案来，1982年的方案也是很要命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有机会来改变的。但最后还是以老城为一个单一的中心，一圈一圈地往外扩张，以拆除老城为一个发展方向，拆除之后的结果就是老城里边的功能在不断增强。
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偏重于发展市中心区的战略指导下，北京的房屋建筑过度集中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个城区，目前城区内每百平方米土地面积上的房屋面积为平方米，远远超过近郊区的平方米和远郊区的平方米。
我看到这个数字，觉得老北京这个地方真成一个死疙瘩了。再看一下环境指标，更让人忧虑，因为它的密度那么大，功能那么集中，承载的人口量那么大，地下水的污染也特别严重，三环以里的土壤汞含量都已经严重超标了，超得很厉害。我们呆着的这块土地，已经失去了健康，而我们还在这里生活着。还有那么多交通在这里发生，尾气的污染很厉害。前几个月，北京市有一个统计，说北京儿童的铅中毒率很高，尾气污染太厉害啦。
所以，这个规划得改一改了，总不能把中心区变成一个汽车和尾气的海洋吧，这已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啦。
现在为了满足小汽车的交通，北京市在一些地方拆除人行道拓宽车行道，这样，人们更没有理由不去开车了，交通只会越来越堵。
而我在纽约看到的情况却是，曼哈顿的摩天楼那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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