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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智慧-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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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现代化的机遇期，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的腾飞、崛起，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不要让它再被延误。这就需要汲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或者，如果不能完全避免重蹈，最好也能将重蹈降到最底限度，如果老“重蹈”，国家和我们大家谁也受不了。
一点感慨，来自雷颐的演讲，当然要向雷颐先生致谢。让我们感谢雷颐。（掌声）
［演讲时间：2006年6月4日。录音整理：程丽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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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1）
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主讲人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刘梦溪先生，大家欢迎。
最近几天，我看到这样几则报道：为争就业岗位女大学生参与雇凶伤害同学；大学生复读遭拒一怒弑父；情侣坠湖男子独自逃生。还有一篇《中国青年报》文，题目是《大学校园里的畸形就业竞争》，主要写到四种现象，一是“借”同学的实习成果争保研名额，二是对用人单位说同学的坏话，三是为了得奖学金篡改成绩单，四是机会面前“暗战”不断。认为老师有责任对学生做好道德教育和心理“按摩”。这只是表面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层出不穷类似这样道德缺失、人格缺陷的现象的产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流失所造成的。因为有许多的施教者，本身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缺氧者，再加上现在混杂的文化环境，像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等等，占据了成长中的青少年许多宝贵时光。媒体对娱乐明星死缠滥打的商业炒作，又使许许多多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他们热衷于“超女”，钟情偶像，沉迷网络，贪求物欲，而惟独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有国学教育成了为经济搭台的文化噱头。文化传统何以流失，我们又当如何重建，请刘梦溪先生演讲《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我所说的百年，是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就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这一历史段落，大体上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一百年。讲一讲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是对这一百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作简略的文化解读。就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文化学，或者文化社会学的问题。
一、 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需要从晚清讲起
晚周、晚明和晚清
理念上，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三晚”最重要：一是晚周、一是晚明、一是晚清。
晚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最早的第一流的思想家就产生于那个时候。那是中国的思想源头，是学术的经典时期。就世界历史而言，那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晚明——那是一个文化冲突非常剧烈的时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经过了一次血和火的洗礼。再没有比剃发易服更令一个有上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更难堪的了。所以顾炎武有“亡国”和“亡天下”的说法。“亡文化”就是“亡天下”。
晚清——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点、东方和西方的撞击点和交汇点，是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大转变时期。
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历史时刻”这一概念。“三晚”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的最关键的历史时期。
西人和晚清的“大变局”
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不是说以前没有变化，而是说以前的变化和晚清都不相同。到了晚清，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治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时许多有远见的开明的官吏，都提出了大变局的思想。有的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有的说四千年，有的说亘古未有的大变局。
例如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说：“合地球东西南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中国的晚清发生这种大变化、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
汉代——佛教传入——西天
明代——天主教入华—西教
晚清——西潮
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地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起初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后来也引起过争论（沙门不拜王者论），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阻挡不住。主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宋代的思想大合流。然后是民间化和世俗化。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民族文明的伟大之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明代的西教、天主教。一般以明朝的万历年间、万历十年（公历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数学、火炮制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国的文化反馈回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但在宗教传播方面，始终表现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利玛窦曾经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所谓“礼仪之争”（祭祖拜天），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体位置丝毫未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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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2）
所以如此，是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
夷务和洋务
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社会问题严重，统治集团腐败。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船坚炮利”打开的。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于1860年9月9日火烧圆明园。
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当时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员，也想出了一些对付洋人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话语是“夷务”，如何处理“夷务”成为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问题。想出的办法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但都没有多少效果。
不过朝野上下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知道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炮，于是开始了 “洋务运动”。“夷务”后来变成了“洋务”。
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特别是李鸿章，他是清代办洋务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倾毕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且不是败在力量悬殊的“西人”手下，而是败给了同属东方的近邻、一向被称做“蕞尔小国”的日本，中国的面子丢大了，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性，不单是败在一个小国的手下，因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了强国。它的深层悲剧在于：不该战而与之战而且战败。翻检一下中日甲午战史，可以看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处处中日本的圈套。日本制造各种借口，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但由于翁同酥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皇帝给李鸿章施压，李的具体布防措施也一再发生错误，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应战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前三年、1891年，李鸿章的在奏折里说：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还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没有理会李鸿章的请求。甲午战争的当年、1894年，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应该购买，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北洋水师就没有添加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颐和园用了。
甲午战争八月打起，七月李鸿章上奏折再次陈述：中国的六艘大船，即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只有镇远号、定远号是铁甲船，可用，但时速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研究晚清史的人，有一种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固然有责任，翁同酥、张骞、文廷式、张之洞等清流主战派，也有误国之责。所以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责备李鸿章的明智之士都是说他明知不堪战却不能顶住压力，没有“犯颜直谏”。
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曾在马关条约签定后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共同请求将李鸿章斩首。陈宝箴说：“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阕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刦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
所以，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第二年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这固然令人哀痛、非常重要；比这更重要、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1895年日人占领台湾，直到1945年归还中国，日本占领台湾整整50年。直到今天这一百年前的结果还在影响着我们。李登辉们的出现，显然与日本的统治、奴化、豢养，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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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3）
我想向各位国家栋梁提醒一点，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的过程中，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积累，通过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被再一次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必要（如果不是公开是否应该在我们的内心）提出：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简述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从晚清讲起，特别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百年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在晚清社会所遭遇的危机“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做传统社会。当然无法用1911年把传统与现代作一截然划分，文化与社会的变迁比政治事变要复杂得多。宽泛一点看这个问题，也许讲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在语义和事实上比较恰当。总之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化可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
人类学家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和克拉孔（Kluckhohn）在他们50年代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列举出160多种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70年代以后，符号学盛行，对文化的定义就更多了。我个人使用的定义，是自己在研究中抽绎出来的看法。
我倾向认为，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这是广义的用法；狭义的用法，可以指人类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
中国文化特质及价值取向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些什么特质呢？
第一，是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自夏、商、周三代的夏朝算起，有四千多年，所以号称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从周秦算起，有三千多年。世界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其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古文明之一。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不间断的同时也是在较少变化的传统社会型态框架内生长的文化系统。梁漱溟先生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秦汉到晚清都是封建制度，说社会型态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或较少变化，应该能够成立。但这不妨碍不同历史段落的文化有不同的特色。如殷周时期的青铜器文化、秦汉的制度文化、唐的多元繁荣、宋的思想、明代的城市生活、清的学术，等等。就文化的形上型态学术思想而言，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类型的高峰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学、两汉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朝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多元文化型态。就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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