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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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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家搬到地安门鼓楼附近的方砖厂甲２１号，与杨家的往来就很少了。“六姨”杨刚那时在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自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２年。，学校离我们方砖厂的家很近，她时常过来，有一阵还来得很密，来就与我父亲谈话，很多时候都是在客厅里，关上门，不让人进去，说个没完没了的。
那时，我的表姐（表姐是我大姑的女儿，父亲有一个大他九岁的姐姐和小他九岁的妹妹）住在我们家，她就不喜欢“六姨”。我家老保姆也说，“六小姐尽跑来找你爸”。为这事我妈也有意见。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１日电话采访李光谟。那时，杨刚个人感情生活并不顺利，进了围城，又走出围城，事业上也远未起步她的成名得益于１９３５年翻译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笔名即“杨缤”。。李济长她十一岁，也还不到四十，但已有哈佛博士、清华国学研究院特约讲师、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等耀眼的头衔。就在那段时间，史语所还获得了法兰西学院提出的“儒莲奖”。于是，一个正值英雄崇拜的苦闷期，一个视对方为“红颜知己”，两人的谈话至少会有一种甜柔的感觉，内容也许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西方文化主题，也许是息息相通的默默无语……
李光谟那时太小，他的分析，可能来自后来的印象。
杨季徵后来离开北平，１９３８年重新入党，并从此改名“杨刚”，先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任英文翻译，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出版；１９３９年，杨刚接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曾作为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同行前往浙赣闽战区采访；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７日，杨刚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向共产党述职……
李光谟叙述的“模糊”，也许还有来自李济本人的解释。他对当时与杨刚“关上门，不让人进去，说个没完没了的”暧昧，以及家人尤其是女眷的反感，需要给一个说法，“革命”和“政治”应该是个托词。从杨刚后来的行为倒追溯，家人也愿意相信这个解释。
像是两列不同轨的火车，在一个小站偶然相遇，稍事停留，随后又各自呼啸而去。一个“发乎情止于礼”的故事，远够不上“浪漫”二字，但对认识李济这个大写的“人”的丰富性，对于认识革命者杨刚的另一面，或许不无意义？
对李济一生影响最大的朋友，当是“丁大哥”。丁文江的情谊，如同黑暗中的磷火。李济从１９２３年留美回国一开始，丁文江就把他推至国内最高学术舞台。丁帮助李济进行了河南新郑的第一次田野试发掘，鼓励他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进行科学考古，促成他去清华国学研究院，推荐他加盟史语所。就在他去世一年前，正当李济对殷墟第十一、十二次发掘，开挖侯家庄大墓经费缺乏一筹莫展时，丁文江出谋划策拨了特殊的经费给予支持。１９３５年夏，丁文江还在为殷墟考古工地发生的董作宾“携友风波”当“和事佬”四处调停，几个月后却不幸去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8）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丁文江前往湖南出差，受铁道部委托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受*委托为清华大学在长沙选择新校址，日程安排极为紧张。他在湖南湘潭谭家山煤矿进行实地调查时，煤气中毒，抢救无效，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５日在长沙湘雅医院逝世。
噩耗传来，学界同悲。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缅怀他：“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人物。”傅斯年哀痛至极，他写道：“李济之先生说，‘在君的德行品质，要让英美去了解。’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胡适在《丁文江传记》中写道：“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李济于１月２４日，写下《怀丁在君》一文。他写道：在君之死，不但使认识他的朋友泪流满襟；一般有民族意识的公众，莫不认为是国家的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这种自然流露的情绪，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可以证明他所领导的各种事业之价值，已渐为大家所能了解。
……他办地质调查所，先从训练学生起；训练调查人员；先叫他们下煤矿做苦力工作，训练完了成绩不合的，仍然不用他们。一切的野外工作，他都领导先干，以身作则。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说是地质调查所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地质调查所工作的成绩，已为世界所公认了。出版物中，他写作的东西并不多；他的工夫完全消费在这些合乎科学标准的工作能继续的发展下去。
……
以在君的才力及学力，要是生在已经现代化的国家，他的研究工作的成绩一定可以使他站在最前线。这是我们可以信得过的。但中国的社会却不让他尽全力于这个方向。他想征服这种遗憾的困难，于是牺牲了自己的兴趣，想法子造出一种环境，使来者可以享受他享受不到的工作机会。《独立评论》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１６１页。李济对此感受颇深。一次，丁文江在回答李济的询问时说，“你们老问我为甚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科学的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丁文江的努力问政便是要造成一种政治清朗的环境。到现在，至少在地质学方面，青年有为的都有一条康庄大道可走。这个好的影响已开始传布到别的类似机关了。若是我们的民族生存不遭意外的危险，中国的科学研究在最近的将来一定可以发展很快的。现在是地已耕了，种子已播了，肥料也上得很多了，只待发芽向上长。丁在君是在这个开荒时期的最大领袖之一，虽说他未能见全功，他已经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独立评论》第１８８期（１９３６年），《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５９—１６１页。大恩不言谢，李济在文中旨在彰显丁文江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之功绩，并无对其人恩厚的追叙，但内心的潜流，仍汩汩而出……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9）
第四节南京杨公井
１９３４年７月，李济接任中博院主任，开始了博物院在首都南京的选址建设事宜。１０月，史语所由上海迁到南京北极阁鸡鸣寺路１号新址。南京就成了史语所同人心目中的定居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上海去青岛避暑的海轮上，（从右到左）陈启华、杨步伟、徐樱、赵元任、唐钺、罗常培、李济、李方桂、□□□。（李光谟提供）
杨步伟在*中谈到此时的南京：有人到新住宅区去买地，有的在附近打主意，因为大家都想要盖房子，但附近地自然不够，因为多数已给*、考试院和中央大学的人早买了。我们从萧友梅手上分了两亩，……地名蓝家庄，我家是24号。蒋梦麟等人也买了些地也在路对面。那时南京真是一时之盛。
在南京住定下来后各家就忙了盖房子，有在蓝家庄的，有在新住宅区山西路的，纷纷地动手。……等我们房子一动手而好多人都纷纷到新华去借钱买地盖房子了。……这个房子盖好了李济之家就租了去住。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８１—８３页。李济租赁的是杨公井抄纸巷天印庵1号，在杨步伟的祖父杨仁山办的金陵刻经处附近。天印庵是个尼姑庵，由杨家的一个女居士主持。李光谟曾向我讲述儿时南京印象：我们从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７年，在南京住了四年。那房子是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娘家盖的二层小楼，我们家花钱租的。我跟两个姐姐、爷爷住在二层楼上。楼下有书房、父母卧室、饭厅、客厅，还有个小院子，还有间小客房。有两个女工，一个是孩子的保姆，一个管家做饭。平时相安无事。我们孩子白天都上学，家里就是爷爷在楼上，我母亲、保姆在楼下。
家里也供着祖宗牌位，是爷爷写的颜体，工整，说不上太好。年轻时，他给我父亲写的书信有的毛笔字还是写得挺好的。后来也许功不成名不就，就不在写字上多用心。
我一岁时奶奶就去世了。那时，爷爷成天就在书房里待着。我跟爷爷岁数差距比较大，他对我们很慈爱。爷爷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那时也不兴出去旅游啦之类的事。他跟老家钟祥有书信来往。爷爷也回过老家多次，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在钟祥的读书人中有点小名气，又做过京官，给故乡增点色。所以，钟祥很多人都知道爷爷。那时在南京，爷爷编修过《钟祥县志》。爷爷也有一些朋友，不会太多。他的一些朋友我见过，见过不见得认得。也有一两个当官的，比如沈鸿烈沈鸿烈，北洋时期，在张作霖手下当过东北海军舰队副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渤海舰队调防山东青岛，兼任青岛市市长。全面抗战爆发，韩复榘弃济南，被蒋介石正法，沈鸿烈继任山东省主席，坚持抗战。１９４２年，沈鸿烈赴重庆，先后任农林部长、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等职。；文化教育界也有一些朋友，填填词书法往来，互相唱和一下。他自称词人，与词学家夏承焘先生有许多诗词唱和书信往来，但词集并没出版过。他不承认自己是诗人。其实也作诗，他作诗或作不出道道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权生在钟祥，娶在钟祥，学在满清，仕在满清。钟祥有他的根，而他的生活圈、社交圈却在北平。随着社会家庭的变迁，他尽管努力调适，但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恐怕不大容易适应。当时父亲的朋友家里每家的生活习惯都很不一样。朋友中留洋时间比较长的，像赵元任、李方桂等，赵家把小汽车也带回来了，收音机不用说了，还有缝纫机、冰箱啦……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10）
父亲的收入也很不错，我们没盖房，租杨步伟家的小洋楼，吃的穿的都很普通，很多东西我们都没见过。一直到抗战那年，１９３７年，一次到房东家（是赵元任家亲戚），第一次看到了收音机，那时叫无线电，一个方盒，高高的盒。大家都很新奇。我爷爷说这个人怎么在这后头说话？跑到后面去看，觉得很奇怪。我家贵重点的就一个土造的冰箱，是木头的，放天然冰。里头是洋铁皮的，中间不知拿什么填充隔热。冰块可保存二十四小时。要用点冷的，喝点冷开水啦，瓶子可放在里头。有这种冰箱就不错了。但赵元任家就用电冰箱了。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家的生活方式，包括消费习惯，并不全是依照李济的好恶取舍作标准，他是事亲至孝的人，得首先考虑父母，还需兼顾太太陈启华以及两边家族的认同。不能像赵元任、李方桂等几家生活得那么洒脱自在。陈启华与大女儿凤徵在南京家里的小院。（李光谟提供）
如果要说奢侈品，我家也买了黄包车。拉车的工人先送三个孩子上学，三个娃娃挤一块走一趟，又回来拉我父亲上班，就没事了，帮帮工，打扫院子，收拾收拾东西，到下午又接我父亲下班。那时没有公共交通，住的地方在杨公井，父亲上班在北极阁。那一段路有十好几里。父亲已四十出头，要徒步走也够远了。
家里还有个留声机是奢侈品，爷爷听戏，母亲也听戏，听京剧。后来也有些音乐唱片。放的时候不多。父亲不享受这些，他回来就在他的书房里。吃饭的时候才叫他下来。
小姑那一段也在南京，跟爷爷关系不好，老大不结婚，爷爷老逼她。小姑与父亲关系好，与母亲姑嫂间关系也不是很融洽。她离开南京后，一般只有过节过年或爷爷的生日才来。总要吵一顿才走。她有一个女朋友，是一个年轻寡妇，我们背后议论她是不是同性恋，两人一直住在一起，都没结婚。同性恋在旧社会是很异端的。她一直不承认。爷爷觉得女人独身主义啦，女的跟女的住在一起啦，很看不惯。姑姑脾气很大。爷爷逼她结婚，她就吵，不欢而散。母亲不敢得罪她，父亲不大管这些事。姑姑有什么事求他，他也愿意帮忙。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晚，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李光谟的小姑即李济的小妹李葆华，比李济小九岁，毕业于北平女师大外语系，在女子学校教过多年的书。傅斯年曾有心调她进史语所，他在１９３５年３月７日给李济的信中写道，“关于钟女士辞职，其继任一事，乞兄一想，令妹未知于此可相宜否？请兄一考虑之。”所档：考２—４７。尽管那年头一个女大学生谋职艰难，而史语所薪俸可观。但依李氏兄妹的性格，他们都不会愿意一个锅里舀饭，一个屋檐下共事。爷爷就一个弟弟，去世比爷爷还早，留下一个独生子，我们叫他伯伯，名李湘，字积之。爷爷很孝顺父母亲。曾祖母去世时把照管和教育弟弟的责任托付给爷爷。直到爷爷的弟弟去世后，爷爷还始终承担抚养侄子李湘的义务。伯伯李湘从小跟我爷爷念书，生活出入都在我们家，甚至娶媳妇都是爷爷张罗的。他的能力实在不怎么样。爷爷带他到北京，望他成才，他在京好像也上过高等学校，但不是很成器。一辈子的工作就靠我父亲这儿推荐一下，那儿推荐一下。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11）
李凤徵、李鹤徵、李光谟三姊弟。（李光谟提供）
在钟祥，近一点的亲戚也就这一家，其余的李姓都是五服之外。我还有一个堂兄李光宇，他跟我家就更远了。但那时他在北平，做小职员，往来多些。李光宇刻板、勤恳，原来就是父亲的资料员，帮父亲管理图书，他在史语所做保管，学历不高，顶多是专科。（他有个了不得的儿子，是在李庄生的，曾在美国航天局担任总设计师，设计太空航天器和航天站。回过大陆，用的化名。现在也该退休了。）在外头也就这么几个亲戚。父亲经济上，学术地位最出人头地吧？很多穷亲戚也都来投奔他。我父亲能照料到的也就这几位亲戚。父亲心里很不愿意，但在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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