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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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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知！”
李济在旅美途中就收到了傅约他会面的电报，而今两人广州邂逅，一见如故。傅斯年得知轮船只在香港停泊三天，马上陪李济改签船票延长一周。两人玩了几天，谈了几天，几天接触，心心相印。李济评价傅斯年，“在西欧长期学习使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就在于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开。他确信若不把这种障碍扫除掉，就无法获取科学知识的新方法。”“傅斯年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４２页。而傅斯年也打定了“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的主意。
李济回忆：我记得他又约我到语言历史研究所去和他们的同人见面，我一看，有许多是北方来的先生，其中好像有丁山先生，还有罗膺中先生、顾颉刚先生等。那是民国十七年冬天的事情，傅先生已经送了董作宾先生到河南从事殷墟的试掘，并且那次试掘已经完了，董作宾先生在安阳发掘殷墟的遗址，发现了若干新的甲骨文，所以研究院对于甲骨文的报道，最早是董先生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百几十片。当然，那时我从事田野考古的工作已经有若干次，而且当时年纪很轻。而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李济：《傅所长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３５页。张光直曾经谈过：当年傅斯年在物色考古组主任和安阳殷墟发掘主李济致傅斯年信札。（李光谟提供）
持者时，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年仅三十二岁的李济和四十八岁的马衡。当时马衡是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尖子。在这两个人中，蔡元培院长最后选定了治学严谨，代表现代科学考古的李济。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上旬，史语所借中山大学礼堂，邀请李济作一次公开演讲。这是一次彼此心照不宣的安排，傅斯年想让李济登台亮相，以孚众望；李济也深知这是一次展示自己的契机。李济的讲题是《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卷５期５７、５８合刊，１９２８年。。他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史料和历史的关系，与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即史料学”意颇相近。他接着介绍了最近的几项考古发掘成果，包括自己的山西西阴村发掘和安特生近年来在河南、奉天、甘肃的发掘。李济认为，安特生的发掘，方法并不精确，功过参半。特别在甘肃，安氏急于求成，竟从居民手中大事收购陶罐，导致居民随意向地下捣掘，造成考古学上的损失。对安特生的“彩陶西来说”，李济也尖锐指出，如果认为彩陶来自西方，则彩色细致的陶器应在距来源近的地方，但事实上是“愈往西愈粗”，这就难以自圆其说。李济提到最近发现的新史料还包括两项：一是法国人德日进神父在河套发现的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物，这证明中国不但有新石器时代，而且也有旧石器时代。二是北平以南发现两颗人牙，经鉴定是在冲积期以前（约十万年以前），与爪哇猿人同时，可证实中国这块土地上之有人类是在史前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8）
这次讲演对李济和中国人文学术都有里程碑的意义：李济在史语所的五十一年学术生涯自此开始；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有了自家的“掌门人”。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初，李济收到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聘书，正式履职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他随即北上，辞去清华教职，清华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关系也随之转到史语所。完善这些手续后，李济偕助理员董光忠赶赴河南安阳，会晤董作宾，细商下一步殷墟发掘的准备。李济打算以小屯为中心，往四面辐射，在三五年之内对殷墟有一个较为彻底的了解。“如此不但极可靠之三代史料可以重现人间，且可藉此训练少数后进，使中国科学的考古可以循序发展。”他对年长自己一岁的董作宾非常尊重，彼此有个君子协议，今后凡是出土的有字甲骨即由董负责研究，以尽其长。
经过一番调查，他们了解到离小屯村三四里的洹上村已收归国有的袁世凯旧宅可用，其部分房屋已拨归新成立的彰德高级中学，花园中的数间房屋可借作史语所彰德办事处。原有的一营驻军，正好起保护作用……
１２月２０日，回到北平的李济向常驻上海的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写了一封长信，汇报安阳发掘的各项准备情况，动工初定于明年２月中旬，一些具体问题尚需尽快落实：如挖掘时通知村民，此为国办不得阻难；挖掘地点由考古组主任决定，暂以小屯村为起点，以安阳全县为范围；请县长派人核定所掘地地主损失，以便赔偿；请函交通部，转彰德电报局，同意史语所办事处来往电报照官电收费；请转饬地方军队拨二十名士兵担负保护工作，并申明兵士须听考古组主任指挥等等。
与弗利尔艺术馆的田野发掘合作经费，他向蔡元培、杨杏佛提出建议：“斯密苏利恩已寄到美金三千元作开办费；每年能认美金一万元左右。济之意此事关系政府提倡学术诚信，不宜尽用美方经费。拟求研究院月出一千五百元左右津贴此项工作，如此则事实上可说此事主体全为中国，美国方面所出经费，只算购去英文报告出版权，此为最得体办法。万一研究院经费困难不能出此，只得暂用美金。诸祈斟酌示知为祷。”这些意见显然有些书生意气，筹措大笔经费，对于刚建立的中研院无疑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李济在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３日给傅斯年的信中，为自己的考虑不周感到歉然，“经费事劳兄筹划，至以为感。虽不能作到，然所以为力者，已无不至矣。其实此事并不必如此费事，美国经费并无问题。弟所以有上次动议者，完全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想硬硬骨头。同外国人做事，不能不如此扎扎脚。他们面子上虽说是很客气，心里总以老前辈自居；对于我们这种穷小子，只是提携奖励而已，而自己以为是站在无所不容的地位。这也未尝不是实在情形，不过我们实在觉得难堪；自然，能摆脱他们的势力几分就摆脱几分；实在没法子，也只得像那‘猿人’似的弯着脖子走走再说，耐性等着那‘天演的’力量领着我们上那真真的人的路上去。也许我们的儿子（应该说我的）可以替我们出这口气，希望总要有的。”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０２页。 。。
第三章 加盟史语所主持考古组（9）
在那封致蔡元培、杨杏佛的信中，李济直陈董作宾首次发掘的教训，他写道：“此次董君挖掘仍袭古董商陈法，就地掘坑，直贯而下；唯检有字甲骨保留，其余皆视为副品。虽绘地图，亦太简略；且地层紊乱，一无记载。故就全体论之，虽略得甲骨文（约四百片），并无科学价值。唯彦堂人极细心，且亦虚心，略加训练可成一能手，并极愿与济合作，斯诚一幸事。”对上级知无不言，范围也就蔡杨两人，想不到那时也会有人过话，引起不良反应。李济深以为悔，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解释道：“彦堂为人，不但能吃苦耐劳，并且极能共事。弟极钦其为人。前函只是就事论事，然并未责彦堂个人；此为在中国一科学知识问题。不过中国社会，人（和）事多不能分，兄之所虑正是。弟因甚悔立言之不得体，以后当多加小心。”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０２页。
了无机心，不讲情面，直道而行，既有受父亲“清高”的士大夫思想影响，又有美国十多年的“实证”训练养成的思维习惯。熟悉李济的人都听说过此前发生的一则“牙”的故事——
１９２８年“中原大战”期间，被收编的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孙殿英部，“剿匪”途中，借“军事演习”为名，用大炮和炸药轰开了河北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慈禧和乾隆两座陵墓，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将墓内陪葬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学界一位参与处理盗掘清陵善后事务的老先生，一次跟李济谈到自己抚摸过乾隆的头骨，他对李济说，乾隆的一口牙还保存得很完整。出于好奇，李济问道：“乾隆的牙，实际保存的究竟尚有多少？”老先生答：“四十枚牙，都保存得很整齐。”李济脱口而出：“这不可能吧！”老先生一再声明绝对不会错，他曾数过。于是，李济向他解释，“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化石人、现在的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有四十枚牙的。”这不需要辩论，因为灵长目各科属的动物的牙数，已是一件科学事实；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三十二枚的。那位先生有点局促不安，话就没再说下去。圈内人都知道，他是中国文物界的大佬，得罪一尊菩萨就是对所有神灵的不敬。这类“率直”引起的麻烦，在李济未来的岁月里还会层出不穷。
生活要磨去人的棱角，而事业恰恰需要棱角。李济追求真理的科学思想与世俗社会讲究“面子”的观念，势不两立。他推翻了把古器物学局限在三代有文字的“吉金”范围之内的观点，突破了王国维时考古研究认为只有带款识的完整器物才有价值的看法，他一再告诫同人，“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经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就能显现真正的学术价值。”他与相继加盟的考古组同人约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队同人自己决不购买、收藏古物。他认为，这几条规定至少可以达到如下几个目的：使自己自别于古董商人和古玩收藏者；可取信于古物出土地的老百姓；虽说不足以消弭、但可以有助减缓盗掘古物的风气。这些约定，在当时盗掘古物成风、收藏古物成癖，且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可谓振聋发聩。劳榦对此评价，称之为百世不易之金针。
１９２９年初，北大史学教授何炳松发表了《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２６卷第２号），１９２９年。一文。作者罗列１７世纪至１９世纪末国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的九种说法，提出：“假使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不举，则吾国民族起源之问题即将永无解决之期。”仿佛是个预言，“吾国考古学上发掘之事业”就在这一年现出曙光。从那时开始的考古发掘，“走出了中国历来玩骨（古）董者之眼光”。正如后辈学人李学勤指出的，“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１９２８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
考古组与安阳发掘，开始了李济的名山大业……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1）
第一节 殷墟初期试掘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约公元前１３００年，一个叫做盘庚的商王，带着家眷和子民，驾起牛车，赶着羊群，浩浩荡荡，辗转颠簸来到太行山脚下，修筑宫殿、开垦良田、放牧牲畜、冶炼青铜，终于使这片寂寞的田畴变为繁华的城池。洹水潺潺，素衣缟巾。王公贵族往返穿梭于街市，占卜卦问吉凶、求甘霖，祭师细心地用刀片在甲骨上刻着一件件大事要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那些传奇故事，终化作历史尘烟，化作“麦黍渐渐，麦秀离离”的废墟，成为商人在这片黄土地上重重烙下的历史之印。
一、 “中央”与地方
１９２９年春天，李济正式主持了第二次安阳发掘，发掘组织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河南殷墟发掘团”，号称“中央”，或以为地方上总会有些照应。
“安阳”县名自战国秦襄公时即载入史册，公元１１９２年改为彰德府，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１９１３年废彰德府，置安阳县。清末军机大臣袁世凯不得意时，曾“回籍养疴”，并１９２９年春，安阳殷墟第二次发掘测量情形（小屯）。（李光谟提供）
非回原籍项城，而是隐居在安阳洹上村。３月６日，中研院安阳洹上村办事处开始工作。李济写道：“我们到安阳时，他（袁世凯）的遗产已经充公，我们就住在他的家中；我曾写信给友人说：历来做考古工作的，从没有这样幸运过。”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页。
３月７日，洹上村村中、村南、村北三处工地同时开工，进展顺利。一周以后，李济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科学的考古必须具有五项条件：一是必须有问题；二是必须有方法；三是记载必须精确；四是必须无成见；五是必须有耐性。”所档：元２５—６。这是吸取殷墟首次发掘的教训而制定的新规，发掘伊始，李济就叫人绘制详细的发掘图，每一进程都作了地下文物及地层分布情况的详细记录。据石璋如回忆，“殷墟第二次发掘所用的方法，在这一次发掘，老实讲来，还是含有试探的性质。这次发掘还有一件为村人所不了解的事，就是坑内出了生土，已经不出东西了，李先生仍然命工人向下挖生土，他要挖到水面，他的目的是看地层的堆积而不是专挖东西。这种挖法，却惹起地方上有经验盗掘者的暗中讥笑，他们哪里明白地层堆积的意义。”石璋如：《李济先生与中国考古学》，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１４９页。
发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军阀间停息的战火突又燃起，保护发掘的士兵悄然撤走，土匪开始猖獗。５月６日，发掘被迫停工。这次发掘，先后出土甲骨六百八十片，还有一批古器物、兽骨、蚌壳、陶片等。
石璋如那时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在安阳工地的实习生，据他回忆：当时我们跟发掘队一起住在袁家花园，我们直接到洹上村东部的袁家花园，简称“花园”报到。才住没几天发掘团听闻石友三即将开战，就预备停工。袁家花园附近就是石友三的叛军所在，叛军认为发掘团是中央的奸细，所以董先生、李先生于停工后怕被误会，就赶紧坐台车离开，河南省政府派的秘书、工作人员也走了。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５７页。李济嘱人将发掘物藏在彰德高级中学和河南省立十一中学校内，这两个学校都有董作宾的熟人。随后李济与董作宾携带一小部分文物返回北平，准备开始整理研究。此举本是因战事突发，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不料竟授人以柄。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
安阳停工，私掘者蜂拥而上。６月２２日，留守工地的王湘致函李济，“昨县署将私掘人一共带案下监，时花园庄人屈金梁等正掘挖，见法警前来带案随都跑了。现县署向本村村长追要等人。”所档：考１—１—１７月１日，李济致函安阳县政府，“本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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