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沙龙做邻居-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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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这里的事实彻底抹杀，以色列甚至发给他们其他巴勒斯坦城市的身份证。
　　这也正如唐人所言的“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儿”。其中的世事沧桑、人情变故、国恨家仇，可见一斑。这是历史的悲剧，又何尝不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并不是每个犹太人都赞成这种“高筑墙”的做法。以色列左翼反对，可以理解，这毕竟是在逼巴勒斯坦走绝路。但许多右翼，尤其是深入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也反对。他们担心的是：高墙一旦竖立，固然切断了巴勒斯坦袭击的道路，但也掐断了他们这些定居者同以色列的联系，使他们陷入巴勒斯坦人的重重包围中，形势更危急。
　　

22。新“柏林墙”下的呐喊和眼泪（4）
对主张建立“大以色列”的极右翼犹太人来说，“筑墙”更是在向巴勒斯坦暴力示弱，墙一旦竖立，将会等同于边界，阻碍以色列获得更多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在他们眼里，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圣地”，原本就是上帝给予犹太人的“应许之地”，根本不容巴勒斯坦人插手。
　　他们的激进态度，正好与主张“把犹太人全部赶下地中海”的哈马斯形成对比。
　　争吵由此变得激烈。拉宾正因为触犯了极右翼的禁忌，最终倒在了一位犹太人的枪下，鲜血染红了他口袋中“和平终将实现”的演讲稿。
　　历史似乎有着惊人相似。沙龙这个当年鼓吹“定居者运动”的“定居者之父”，仅仅提出了撤离加沙定居点这个大势所趋的政策，就被极右翼犹太人称之为“叛徒”。
　　在以色列接受“路线图”之后，近十万犹太人走上街头抗议，一位犹太老人泪流满面，他对我说，沙龙以前是一个勇士，是所有定居者的父亲，但现在“父亲背叛了自己的子孙，我们该走向何方？”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一些犹太人对于占领的理解。和平因此成了一个死结。
　　　　巴勒斯坦人抱怨：再也看不到日落了
　　似乎作为一种民族特性，以色列甚少关注到那些因失去土地而痛苦的巴勒斯坦人，尽管这种痛苦举世公认是犹太人造成的。
　　巴赫尔·格林斯潘是一位犹太和平人士，她和我一同前往巴勒斯坦村庄。看到巴勒斯坦人由于隔离墙而失去土地的惨状，这位犹太母亲感触万千：“现在以色列正走入一个误区，只顾及自己，只要涉及安全理由，很多事就畅通无阻，但他们丝毫不考虑一下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他们很多人都将因此生活在艰难和悲惨中。”
　　按照以色列的说法，隔离墙建成后，以色列仍提供三种关口，以方便双方人员往来，一是配有完善监测仪器的智能关口，是未来巴以经济和人员往来的主要通道；二是军用通道，以色列军队可以由此随时进入定居点或巴控土地；三是供在西岸拥有土地的以色列农民出入的小通道。
　　但实际上，供巴勒斯坦人出入的关口少之又少。在盖勒吉利耶，沿高墙才见一个出入口，几十万人就靠这个地方进出，这种不方便世人皆知。
　　“他们说这里建一个通道，那里建一个通道，地图上确实这么画着，但事实呢，我们怎么找不到，我们难道都是瞎子，还是你们记者也是瞎子？”这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让我们这些记者也颇为呐呐。
　　没有出入口，带来的是各种麻烦。在墙西的巴勒斯坦人，就业、看病一般都在临近的巴勒斯坦城市，如盖勒吉利耶、杰宁、图勒凯尔姆。但现在这些城市因为都被隔离墙隔开，这些巴勒斯坦人自然也就丧失了工作，看病也没了去处。此外，更别提亲人朋友间因一墙相隔而造成的生离死别。
　　在一些地段，隔离墙还只有铁丝网。我曾看到一些巴勒斯坦人来到铁丝网两边，隔网相望，可见而不能亲近。更主要的，对于临墙而居的巴勒斯坦人，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或者被用于建墙，或者因墙被圈走了。巴勒斯坦官员因此指责，以色列修建隔离墙，一则是搞现代“种族隔离”，另一则是明目张胆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从长远来看，墙一旦筑立，就自然形成了藩篱，长此以往，两边的形态发生极大差别，也很难确定原先“绿线”所在位置。未来巴以谈判，自然而然会沿用已有的这道墙，作为巴以国界。
　　巴勒斯坦前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说，以色列的这个计划，实际就是造成吞并巴方领土的既成事实，制造“种族隔离”。
　　一道水泥墙的延伸，制造了众多的悲剧。巴尔塔是一个巴勒斯坦小村庄，就因为“隔离墙”，竟然要被一分为二，一半为以色列，一半则成巴勒斯坦。
　　矛盾产生了，而且牵涉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以色列部分的村长伊伯拉西说，起初以色列当局对他说，他们将在这个城镇中间沿着“绿线”建墙。他拒绝了，请求以色列人将整个城市划到以色列这边，同时允许巴尔塔的巴勒斯坦居民在以色列境内工作和出行。以色列国防部支持他的观点。
　　在“绿线”的另一边，巴尔塔属于巴勒斯坦部分的执政官卡山拒绝了以色列当局的建议：“以色列人总觉得他们是救世主。”他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被圈在墙内意味着巴尔塔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拥有钱财或舒适的生活并不重要。”他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拥有自由、民主和尊严……而要得到这些首先要做的事是结束以色列的占领。”
　　许多巴勒斯坦人抱怨，随着隔离墙的建立，他们既失去了“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甚至“再也看不到日落了”。
　　巴勒斯坦人阿卜杜尔说，通过建造隔离墙，以色列现在奉行的是“３Ｇ”政策：通道（ＧＡＴＥＳ）、警卫（ＧＵＡＲＤＳ）、枪支（ＧＵＮＳ）。这实际和和平背道而驰。“和平意味着共存、合作，高墙带来的是分裂，是在两个邻居间制造仇恨。”
　　　　说不尽的墙
　　千古以来，为防御外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都“高筑墙”。中国的万里长城是顶峰，耶路撒冷老城完整的石头城墙则是绝唱。
　　

22。新“柏林墙”下的呐喊和眼泪（5）
但城墙依旧，昔人何在？
　　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３日，２万多名东德士兵一夜间在东西柏林间建起一堵４３公里长的高墙，随后扩建成总长１６６公里的柏林墙。建造目的是阻止东德人向西移民。作为“铁幕”的物质体现，这道墙成为冷战的中心标志物。建墙容易拆墙难。这堵高墙随着两德统一才于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被拆除。而德国东西部人们心中的“墙”又何时能够拆除。
　　在朝鲜半岛，全长２４８公里的非军事区，将半岛拦腰截断。军事分界线南北延伸两公里的地区就是非军事区，两处合在一起宽四公里，但实际的宽度各个地点不尽一致，宽则十三四公里，窄的地方双方哨所的距离仅有一点二公里左右。
　　这个在１９５３年停战协议下建立起来的非军事区内，埋藏有地雷，建有碉堡。军事区两侧，则是世界上最密集的军队，双方近２００万的士兵、超过３。７万名的美军在这里对峙。
　　墙阻挡着仇恨，墙更郁积着仇恨。犹如地下的熔岩，在奔突，最终爆发，将人们吞噬。
　　在流淌着仇恨和鲜血的土地，我深深敬佩梅泽尔基布兹人的大度，尤其是村长里尔敢于为巴勒斯坦人请命的勇气，毕竟，他同情的是自己的仇敌，有微词的是自己的政府。
　　但谁也没有想到，仇恨竟然把这样的人吞噬了。在我采访梅泽尔的三个月后，我依然可以清晰得记得这个日子，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０日。一个巴勒斯坦武装分子闯进基布兹。
　　一位３４岁的母亲正在灯光下给两个孩子讲入睡前的故事，一个孩子４岁，叫Noam，一个孩子５岁，叫Matan。武装分子闯进了房门，举起了枪。两个孩子吓得马上躲到了被子里，母亲竭尽全力挡住枪口，哀求着不要伤害孩子。
　　但一切都没有用，低沉的枪声从这个狭小的房间里传出。当人们赶到时，母亲已经倒在了血泊中，她的身子横卧在床上，床单下，则是两个孩子，每人中一颗子弹，但却是致命的，鲜血正不断流出。
　　枪手继续搜索着目标。我所认识的村长里尔正在村内巡逻，他马上前去查看。反而被躲在黑暗中的凶手打了正着。一个有着和平思想的老人倒下了。然后又是一个人……在夜幕中，枪手安然逃逸。
　　我刚得到这个消息，是抑制不住的震惊。袭击在以色列是经常的事，但我没想到他袭击的是我采访过的这个小小基布兹，而且因为和平主张最不应该受到攻击的基布兹。还有那个村庄，我只能一遍一遍体会他最后与我握手告别时的邀请：“欢迎你再来我们基布兹，我们一定请你喝咖啡。”
　　而且，还有一位母亲，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位３４岁的父亲突然间一下失去三个亲人，他悲痛欲绝。他说，他宁可自己死去。他也确实觉得自己已随亲人同时离去。
　　他拿起一个孩子的塑料乳头吸吮器：“我也不过是一个３４岁的孩子，但现在我却必须为我两个孩子，为我全家祈祷。”
　　“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嘴里含着吸吮器，一个拿在手里，谁竟能忍心杀害两个还使用吸吮器的孩子？”他向周围人呐喊。
　　他说，他一定会将吸吮器埋葬在孩子们身旁，“在天堂，孩子们将会继续使用。”这使我想起了在另一个葬礼上，一个姨妈对遇害的孩子的祝福，“孩子，你们现在是天使了，在天国里你们再也不用害怕了。”
　　请原谅，我没有去现场。看多了自杀式爆炸的惨状，我总是逃避着这样的机会。每一次出现场都要经历一次身心撕裂的痛苦。就在这两个孩子的卧室，所有的记者都留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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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与“人肉炸弹”亲密接触（1）
一群巴勒斯坦“人肉炸弹”在狭小的监狱院子里放风，左上方拄拐杖的已是垂垂老矣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这个“Ｖ”字
　　　　　　　　平生第一次进监狱，就是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肉炸弹”接触。当一个手拄拐杖的巴勒斯坦老犯人出现在眼前，我再度领略了两个民族的仇恨似海。较量继续在监狱中进行，“人弹”时刻谋划着暴动……
　　走进监狱，与人肉炸弹亲密接触。我不知道这是我作为记者的幸运，还是作为他们的幸运：如果他们成功，又是一场鲜血淋漓，又有许多以色列人被杀死，死者将有很多可能，包括经常出入各种场合的记者如我。但身裹炸弹的他们，肯定粉身碎骨，成为巴勒斯坦城市大街上张贴广告的英雄。然而，他们最终失败了，他们活着，关押在以色列的监狱中。
　　在以色列的采访中，我常为暴戾之气所感叹。两个淳朴的民族，至少在我交往中，都感觉非常的乐于助人，但彼此之间，却是仇怨深重。
　　不只一个人对我说，在这块土地，“你永远看不到和平”。让我每次想为局势有所缓和而充满乐观的情绪顿时低落。
　　即使是身系牢狱之所，这些“未能成仁”的肉弹仍然充满嚣戾之气，我感受到的依然是杀气沉沉：以色列狱警的子弹入膛，警告呵斥威胁不断；巴勒斯坦囚犯倔强喝骂，牢房内撞门声不断。
　　作为一名记者，很幸运，２００３年的这次采访，也是以色列被外界认为是“最神秘所在”监狱的第一次开放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与肉弹搏斗，生死在一线之间
　　如果不是高墙、电网，以及墙头穿防弹衣、持冲锋枪来回巡逻的大兵，你不会想象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竟然隐藏着一个监狱。
　　以色列方面显然知道我们对一般的监狱不感兴趣，于是主动将采访定在以色列中部的哈代林这是一个重犯监狱。刑犯刑期最轻１７年，最高直到无期徒刑。以色列没有死刑，这也是以色列所能给予犯人的最高刑罚。
　　接待我们的是以色列监狱国际关系部长多米尼兹少校，胖乎乎的脸蛋，满脸的微笑，也比较适合作外宣工作。以色列这块弹丸之地，有着世界上最密集的记者数量，外宣自然是政府高度重视的工作。
　　我们参观的牢房位于哈代林监狱中部。牢房呈半圆形，分上下两层，有点像国内大学里的筒子楼，但狭小得多。唯一的出口处是坚固的铁皮通道，旁边是狱警的监察室，监察室里是一字排开的监视荧幕，可看到里面犯人的一举一动。
　　这里８６０名犯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巴勒斯坦人，３６０人是“安全犯人”。安全犯人是以色列特有的称呼，实际就是指组织、策划或执行了自杀式爆炸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如哈马斯、杰哈德的成员。
　　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在临近拉响炸弹的千钧一发之际，被以色列军警制服后被送到这里的。
　　这当中，有无数扣人心弦的惊险故事。一位以色列公共汽车司机就告诉我，他的一位“英雄”同行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英雄”名叫巴鲁赫·纽曼，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早晨８时左右，已开车２４年的纽曼像往常一样将车开到以海滨城市特拉维夫巴依兰大学附近，他打开车门，让等候在站台上的乘客上车。这时，车里大约有四五十名乘客，很多是以色列士兵。
　　纽曼开的是一辆前后各有一门的大公共汽车。就在他将车门关好准备开路时，他从车右镜突然发现，一名正准备在后门上车的乘客由于没赶得及，一个趔趄跌倒在了车门口。
　　乘客们都吃了一惊，纽曼心里也紧了。他赶忙下车，查看那个人到底怎么了。“和我同时下车的，还有一个女乘客，她说她是医生，另外还是一个男乘客。”纽曼回忆说。
　　“我看到这个跌倒的乘客头部划了个口子，血正往外流，可能背部还受了伤……我们赶忙扒开他的衬衫——他身上竟然缠着炸弹……”纽曼说，看到这一切，当时他浑身震动了一下，完全惊呆了。
　　“和我同下车的男乘客大叫：‘我们应该抓住爆炸者的两只手，不要让他动，这样他就不能引爆自己了。’”其实这也是纽曼的想法，两人于是一人抓住自杀式爆炸者的一只手，拼命往外拉扯，并压住自杀式爆炸者不让他起来。
　　“爆炸者也完全清醒了，他拼命和我们搏斗。”这是令人窒息的时刻，只要爆炸者的手一靠近腰间的爆炸物，纽曼和那名乘客以及旁边的公交汽车，都将为爆炸所吞噬，“我们拼命张大嗓门喊，‘这里有恐怖分子’，‘所有人都赶快离开’。”
　　时间就是生命，但对纽曼来说，每一秒钟都意味着危险的增大，都显得格外漫长。人们在慌乱中迅速撤离，十多秒钟时间内，原来挺满的公共汽车上已空无一人。
　　“自杀式爆炸者开始蹿腿，我们害怕他可能马上就能引爆炸弹和我们同归于尽，我们决定同时放开他的手，然后迅速跑开。”
　　

23。与“人肉炸弹”亲密接触（2）
这是一种高度紧张中的默契。两人几乎同一时间甩开自杀式爆炸者，然后拼命冲旁边开阔地跑去。
　　“当我们回头望时，自杀式爆炸者站了起来，然后开始朝旁边人群冲去，接着他引爆了炸弹。”这时的纽曼，方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