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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书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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羁痰哪诤础Ｎ鞣较执饕遄钋拔赖淖骷仪且了梗↗ames Joyce），青年时期离开故乡都柏林，终其一生居留法国，没有再回爱尔兰，但他的小说所写的全是“都柏林人”，是十足的爱尔兰乡土，他那本现代主义的巨著《尤里西斯》（Ulysses），全篇用意识流写成，一天的故事写了七百多页，点点滴滴，全是都柏林的风土人物，这本小说如果没有深厚的爱尔兰乡土作为根基，是难以立脚的。在这些中西文学大师的作品里，“乡土”与“现代”不仅不相悖，还相辅相成。王祯和的作品亦是如此。如果将“乡土”的意义提升扩大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根源，那么，一个有民族特色的作家，也必然是“乡土”的。如果“现代”解释成了创新求变的时代精神，那么，不甘受拘于僵化的传统习俗的作家，也必然会向往“现代”了。 。 想看书来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5）
高全之在他这篇总论的结尾，对于王祯和不惑于一些流行的文学理论，执着于“写自己最熟悉的事，寻找真实的自己的声音”，这种独立的创作精神，大加赞扬，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认为王祯和“不仅是台湾地区中华文化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文化——跨越台湾以外更广更宽地区的中华文化的骄傲”。
高全之用了三章的篇幅专论王祯和几篇单篇小说。《寂寞红》及《两地相思》，比较少有人论及，尤其《两地相思》这个中篇是王祯和尚未完成的一篇遗作，由郑树森整理后，发表于《联合文学》第103期。高全之花了相当大的功夫精读这两篇小说后，对作者的创作意图、小说的特殊结构，以及这两篇小说中人物与王祯和其他小说中人物的血缘关系，都有精微的分析与追溯。《嫁妆一牛车》这篇王祯和的代表作历来被讨论得最多，似乎该讲的话都说尽了。但高全之在《道德诡辩的营建及其超越》这一章中，却提出了《嫁妆一牛车》的另一种读法。自从姚一苇先生发表《论王祯和〈嫁粒一牛车〉》以来，历代论者都以故事主角万发为主轴，来诠释这篇小说的各层意义。高全之却换一个角度，从故事另外两个配角阿好及简底的立场，来了解这出共妻的悲喜剧。王祯和对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花莲下层社会的“小人物”，相当宽容。他写人物，“并没有刻意去褒贬他们，每个人都有对的地方，但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他写的就是这样有对也有错的“中间人”。他在《现代文学》第七期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前面引了易卜生的一句话：
One must go on living；and it makes one selfish。
（人须得活下去，这就使人变得自私。）
后来结集出远景版时，王祯和却把易卜生这句引言拿掉了。其实易卜生这句话，对理解王祯和小说人物的处境，有相当大的帮助。王祯和的许多小说人物，都在赤贫的生命线上挣扎求存，在求生存的这个大前提下，这些小人物身上这样那样性格及行为上的缺点，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了。秦贵福（《鬼？北风？人》）、含笑（《快乐的人》）、阿乞伯（《那一年冬天》）、甚至来春姨（《来春姨悲秋》），他们为了要活下去，都变得自私，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为辛酸。《嫁妆一牛车》求生存的挣扎，最为*野蛮，王祯和对万发固然满怀悲悯（他边写边哭），对阿好及简底他似乎也有不忍之心。高全之颇能揣摩作者的用心，他替阿好及简底都做了相当令人信服的辩护。他指出阿好与简底并非像潘金莲与西门庆一对“奸夫*”十恶不赦，虽然万发妄自菲薄想效法三寸丁武大郎捉奸。阿好红杏出墙出于经济压迫生计无着，也由于生理需要——万发夫纲不振，雄风不举。阿好其貌不扬，而居然有一个小她十几岁、荷包里又有几文的男人对她发生恋情，站在女性立场，阿好何乐不为。但阿好毕竟对万发还念旧情，万发下狱后，她并没有抛弃他，等他出狱后还替他赚来一架牛车。简底虽然分享了万发的妻子，但他也替万发养活了儿子阿五。简底维持了万发一家的生计，替他代行了丈夫父亲的职责。简底最大的缺点便是一身狐臭，但男人的体臭也可能是雄性的表征，难怪万发处处感到简底狐臭的威胁。《嫁妆一牛车》这篇小说，王祯和对人物设计相当周全，主角配角间，比重分量，不偏不倚，这是这篇小说成功的另外一大因素，万发的悲剧并非由坏人作祟，而是出于环境的压迫、时运的不济，以及主角万发本身性格的缺陷导致而成。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6）
研究一位作家，追溯他创作上所受的影响，当然亦是重要的一个部门，王祯和兴趣广泛，由曹禺的剧本到章翠凤的大鼓，他都有浓厚兴趣。但是在他重要的创作形成期间，张爱玲对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这可以分两方面说，其一是张爱玲作品对他的影响，其二是她个人对他的影响。高全之为此专辟一章论述这两位作家一段罕有的文学因缘。
1961年初秋，张爱玲访台，她到远东的目的是赴香港写电影剧本，台湾之行是顺道。不过据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的记载，张爱玲到台湾也想为她计划中的小说《少帅》收集一些资料。那次王祯和与张爱玲见了面，而且因为张爱玲看了王祯和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十分激赏，而兴起花莲之旅，并由王祯和招待，在王家小住。这段交往，对王祯和恐怕是终身难忘的珍贵经验。王祯和与张爱玲在台北第一次会面，我也在场。那是美国在台新闻处处长李察？麦卡锡（Richard McCarthy）做东宴请张爱玲，麦卡锡找了一群《现代文学》的年轻作家作陪，有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戴天还有王祯和，此外殷张兰熙女士也在座。午宴设在西门町的“石家饭店”，那是一家苏州菜馆，在当时算是有名的江浙馆子了。台北还是秋老虎的大热天，饭馆里开足了冷气。我坐在张爱玲的右手边，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还携带了一件紫色绸面的棉袄，大概台湾饭馆里呼呼的冷气她有点吃不消。那天张爱玲话不多，但跟我们说话时很亲切，大概看见我们这一群对写作兴致勃勃的年轻学生觉得很有意思。她的国语带有京腔的，很好听，大概小时在北方住过有关。张爱玲是近视眼，眼睛看起来有点朦胧，可是她一专注的时候，眼里一道锐光，好像把什么东西都穿透过去似的。我记得她那天在席上讲过，她看了王祯和的小说，对花莲产生好奇，想去看看。张爱玲虽然在大陆成名甚早，但她的小说当时在台湾还没有开始流行，读者不多，王祯和是少数中的一个，他未遇见张爱玲前，应该已经熟读了她的作品。已经很多人指出来，他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文字风格上已经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一个初写作的年轻作家，第一篇小说就受到自己心仪的前辈作家肯定欣赏，那一番鼓励，是无法估计的。不管张爱玲基于什么原因欣赏《鬼？北风？人》——花莲的风土人情，文风与她近似，我想她也必然从王祯和的第一篇小说中看到了他的才气。据王祯和回忆，张爱玲那次到花莲游玩得很开心，住在他家与他家人相处也颇融洽。多年来，王祯和对张爱玲一直怀着一份敬爱，大概他也感激张爱玲对他初出道时的一番知遇吧。
在《张爱玲与王祯和》这一章里，高全之举出了许多张、王之间文学上息息相通的例子。譬如说，王祯和的几篇小说的题名可能就是受了张爱玲的启发。张爱玲的《桂花蒸？阿小悲秋》，这篇小说名字别出心裁，中国文学传统自从“宋玉悲秋”以来，“悲秋”一直是文人骚客感时伤怀的崇高情绪，可是张爱玲却来个上海娘姨悲秋，翻新翻得很俏。王祯和在《来春姨悲秋》里，连花莲的欧巴桑也悲起秋来，与张爱玲的上海老妈子悲秋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春”与“秋”对得很好，十分点题。我个人偏爱王祯和的这篇小说，怜老恤贫的同情心是王祯和小说中最可贵的特质，来春姨与阿登叔这对相濡以沫的苦命老人，他们的黄昏之恋写得实在动人。张爱玲在一篇散文《忘不了的画》中，谈到高更（Gaigiom）的一幅名画：《永远不再》，画里躺着一个*女人（张爱玲把她写成是夏威夷女人，应该是大溪地的土著），裸女颇健壮，富原始气息。张爱玲便替她编了一则哀艳的故事，“想必她曾结结实实恋爱过，现在呢，‘永远不再’了”。王祯和在《现代文学》第9期发表了一篇山地女人怀念她过去一段破碎爱情的故事，题名就叫做《永远不再》，而且内容、人物、尤其是气氛也与张爱玲替高更的画所编的故事类似。王祯和这篇《永远不再》，很可能灵感得自张爱玲。王祯和对这篇小说的态度也值得研究。他头两次结集出版的时候，金字塔版《嫁妆一牛车》及晨钟版《寂寞红》都没有选这篇，等到晨钟版《三春记》才把这篇小说收入，却把名字改成了《夏日》，其实“永远不再”十分切题，改成《夏日》倒反而浮泛了。大概他后来又舍不得“永远不再”这个篇名，用在另外一篇讲两兄弟的故事上，题目与内容其实并不很合。王祯和曾提到张爱玲对第一篇《永远不再》有所批评，他可能很在乎张爱玲的意见，所以对这篇小说产生了矛盾的心理。……”事实上，我认为《永远不再》（《夏日》）在王祯和的写作发展过程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是他第二篇小说，却是他第一次大量采用意识流技巧描写女性心理。虽然还嫌生硬，但有些片段对女性内心世界刻画得很好。事实上这篇小说恐怕也受到另一个作家影响。《现代文学》第7期，介绍美国南方小说家凯萨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其中并翻译了她的短篇小说《弃妇吟》（The Jilting of Granny Weatherall），这篇小说技巧很特别，整篇故事随着一位弥留期间老妇人半清醒半昏迷的意识流动，追述她年轻时被爱人抛弃，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波特在这篇小说中，意识流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王祯和自己承认很喜欢波特的小说，这一篇他一定读过，因为他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发表在同期上。《永远不再》可以说是王祯和的《弃妇吟》，波特纯熟的意识流技巧，可能曾给王祯和相当大的启发，若干年后，他写《老鼠捧茶请人客》，全篇用的都是意识流了。而且写的正是一位弥留老妇灵魂出窍的故事。王祯和在这篇故事里，终于能够全盘掌握他在《永远不再》里还没有达到的境界。
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7）
张爱玲与其他小说家几乎没有什么往来，由她主动去结识的，王祯和算是绝无仅有，这也是两个人的缘分。
高全之在《王祯和的小说世界》里，也曾花了不少篇幅探讨王祯和的几部讽刺喜剧小说：《美人图》《玫瑰玫瑰我爱你》，他很努力地去寻找这些小说的社会意义，也曲意替这些小说辩护。我们读王祯和这些讽刺喜剧，首先一定觉得他的文字语言辛辣调皮，读来过瘾，对他讽刺挖苦台湾一些乌烟瘴气的社会现象也会拍手称快，但作为文学作品，我总觉得这些并不是王祯和的上乘之作。最好的讽刺小说大多能够做到谑而不虐，《儒林外史》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钱钟书的《围城》又是另外一例，鲁迅把阿Q无论写得如何不堪，但我们仍觉得阿Q可喜可爱。王祯和可能太过深恶痛绝他小说里那些獐头鼠目的人物了，骂起他们来，下笔不免失于尖刻。王祯和还是描写他故乡花莲那些“小人物”时，最动情、最动心，也写得最动人，他把一腔的爱心都灌注在来春姨、阿登叔、万发、阿缎、老祖母身上了，即使不很可爱的秦贵福、阿乞伯、含笑，甚至是阿好和秦世昌，王祯和都能够待以哀矜。是在描写这些“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小说家广大同情的胸怀。
花莲子弟王祯和，以他的文学天才，替他故乡写下了一部永恒的风土人物志。我相信以后研究王祯和作品的专书还会陆续出现，但高全之这部《王祯和的小说世界》资料收集周全，范围涵盖甚广，还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值得作为重要参考。
原载1996年1月《联合报》副刊
注 ①《在乡土上掘根》——远景五版代序，胡为美。《嫁妆一牛车》，洪范版，1993年，284页。
②《永恒的寻求》，《人生歌王》代序，联合文学出版社，1987年。
③同①，283页。
④同①，283页。
王祯和，台湾花莲人，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40年生，卒于1990年，得年50岁。著有《寂寞红》（晨钟，1970），《三春记》（晨钟，1975），《嫁妆一牛车》（洪范，1993），《从简爱出发》（洪范，1985），《美人图》（洪范，1982），《香格里拉》（洪范，1980）等书。
高全之，福建省长乐人，生于香港，在台湾长大，求学。纽约州立大学布夫罗分校电脑科学硕士。著有《当代中国小说论评》（幼狮），后改由三民书局印行，书名改为《从张爱玲到林怀民》，及《王祯和的小说世界》（三民）。
高全之附注
关于白先勇《花莲风土人物志》
2008年7月台北尔雅《白先勇书话》收了白先勇为《王祯和的小说世界》写的序文《花莲风土人物志》。《书话》第105页空白。编者隐地来信说那空白页预留给我，要我记录白先勇写《花莲》的事迹，《书话》再版时填补空页。
白先勇慎重其事，足足写了七八个月。出版社急了催问，我只好暂压校讫的书稿，企图减缓出书作业进度。
那拖延是值得的。这篇导论气度恢宏。除却对我个人的溢美，它感性回忆白王交往，析疏王祯和小说得失，兼评文化论述时尚，趁势表述与王祯和文学相关的两个议题：乡土与现代、方言与国语。
白先勇事后笑着对我说：这篇论文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花莲》断言王祯和几篇出色的小说可以传世。我同意。几位顶尖的台湾小说家肯定与张爱玲、沈从文、鲁迅齐肩争辉。
白先勇前后为我两书赐序。当时都觉得必要，第一次是首航，第二次乃沉寂廿年后再现，读者或需引介才肯聆听我的声音。现在我深自体会为拙著寻求知音实属次要，重要的是两序都已成为研究白先勇文学理念的关键文献。厚颜求序，引出两篇白先勇的文论，大概才是那两书的文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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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陲人的自白——林幸谦《狂欢与破碎》（1）
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我们祖先的血液里似乎含有过多的“土性”。中国人对土地的执着，对故乡的依恋，使得中国人的个性中有一种几乎超稳定的保守固执、封闭自足的特征。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异国闯天下的冒险精神，毕竟只属于少数边陲沿海居民。但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因为政治、经济各种原因，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明末清初发生过一次，1949年国共政权转换又是一次。政治流亡只是一时的、突发性的，而明清以还，不绝如缕。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却总有一些不甘老死于贫瘠土地上的炎黄子孙，毅然离开了他们的故乡，到海外去另谋生涯。南洋，便是他们当年的黄金梦土。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闽粤子弟，前仆后继，远赴南洋，胼手胝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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