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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狙击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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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乎 ——北方方言，讲述的意思，有点“信口开河”的味道。
中山大道——为迎送孙中山的灵柩到中山陵安葬 ，当时的国民政府于1928年8月，动工兴建了一条大马路，原名迎榇大道，后定名中山大道。
中山大道全程约公里，据说比当时号称“世界第一长街”的纽约第五大街还要长。
热河——民国时期的一个省，辖境包括今天河北、辽宁、内蒙古各一部分。省会承德。
二四式重机枪——民国时期国产重机枪，于1935年（民国24年）研制，所以叫“二四式”。
马克沁水冷式，以德国的MG08式为基础，同时吸取了英国Vickers式、德国1909式外销型、俄制M1910式的部分优点，在细节上作了一些简化（比如枪架）。总体性能不逊色于德国原版。
该枪主要由当时的金陵兵工厂生产，该厂位于南京城外的雨花台附近。
1933年，在占领了山海关、九门口之后，日军于2月17日下令开始进攻热河省。日军第6、第8师团和第14混成团旅及伪军，分三路发起攻击。
张学良指挥下的中国军队抵抗不力，开鲁、赤峰、朝阳、凌源、承德相继沦陷。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实际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省的占领。
整补——对战损比较大的部队进行整理、补充。
麻栎——山毛榉科落叶乔木，高可达25米。广布于我国各地，在南京附近的落叶、常绿混交林带有大量分布。
——偷偷溜走（在东北话中常用）。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我们所熟知的黄埔军校，在其发展史上，它有过多个不同的正式名称。
1924年在广州成立之初，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1926年3月，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黄埔六期、七期的校址，有黄埔本校、南京本校之分，前者位于广州，后者位于南京。
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南京本校命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1928年5月，李济深以中央政治会广州政治分会的名义，将黄埔本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
1929年9月10日，蒋介石曾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将“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
1930年9月7日，蒋介石电令：“在第七期业后，埔校着即停办。”10月24日，位于广州的黄埔本校彻底结束。
第二章 南京外围（19）
至此，中国只剩下了一个位于南京的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连附——正式的名称是“连部附员”，连长的助手，平时主要负责训练及一些日常事物，作战的时候协助连长指挥。不是副官。附员的军衔一般偏低。总体说来，一支队伍既有副职，又有附员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也不是没有。
当时的连级指挥官手中有一面小指挥旗，称作“手旗”。接过连长的手旗，即继任连长一职。
毕连长教的这首歌，叫做《救国军歌》，冼星海作曲，塞克作词。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首歌在抗日军队中广为传唱。比如国民革命军第13军的战地服务团，就在士兵中教唱这首歌。
这首歌的旋律简洁明快，雄壮有力，曾激励过无数中国人奋起抵御外侮。
瓜批——四川方言，混蛋。
唐司令长官——当时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他曾于1937年11月27日对报纸发表讲话：
“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圆蛋蛋样子的手榴弹——英国的米尔斯（Mills）手榴弹。
它于1915年由英国炸药工程师Mills设计而成。它的许多设计思想（比如发火机构和延期机构），被后来数十个国家的上百种手榴弹所采用，影响深远。
米尔斯手榴弹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广泛使用。
当时中国的抗战主力部队并不是以米尔斯手榴弹为主要装备，但在一些军官的手中保有少量的该种手榴弹。比如据史料记载，南京保卫战中，在教导总队的连级军官身上，就出现过该种手榴弹。
野战工事 ——野战工事按用途大致分为射击工事（机枪掩体和单兵立、跪、卧掩体等）、观察工事、掩蔽工事和堑壕、交通壕。
南京城外的国防工事——抗战爆发前，参谋本部下属的城塞组在南京外围沿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汤山—龙潭一线，选择防御要点构筑了部分钢筋混凝土的永久工事，种类有轻重机枪掩体、观测所、指挥所、掩蔽部等。
实际上，这些工事大部分都存在问题，没有按纵深配备，也没有形成侧射、斜射的火网。工事位置没考虑隐蔽问题，大都选在山顶部或山脊棱线部分。
淞沪战役开始后，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处负责制定南京的防守计划。他们发现原有的国防工事除少量可以作为观察所、指挥所，其余大部分都利用不上。无奈之下，他们只好重新选位置来计划构筑新的工事体系。
但新计划的制定、执行情况非常不好，人浮于事，虎头蛇尾。结果，当南京保卫战开始之际，所谓的“国防工事体系”，形同一纸画饼。
当年51师所处的方山、淳化镇一带，正是南京外围防御体系的东南主阵地。
半拉架——东北方言，半道而废的事儿。
崖径——在构筑单兵掩体的时候，为了支撑肘部，要在胸墙下面留出一块平台，宽约15…20厘米。这个平台就叫做“崖径”。
吴福线——1934年至1936年间，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之间修筑了几条永久性、半永久性的国防工事防线，其中比较靠近上海的一条，从苏州一带至常熟的福山，被称作“吴福线”。
这些工事的设计很下工夫，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也相当巨大，但建成后的质量和效果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淞沪战役结束之后，中国军队从上海后撤途中，这些工事基本未经利用就被放弃了，根本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
草绿色的重机枪——当时中国军队使用的二四式重机枪，表面涂有一层草绿的漆。
当时中国军队主力部队的编制，一个连在156人左右，一个排在53人左右，一个班在16人左右。
鼓到整一哈——四川方言，硬着头皮干，勉勉强强也得干。
兔子多咱也驾不了辕——东北谚语，兔子到什么时候也当不了能拉车的马。
对于南京保卫战战役进程中具体日期、时间的记录，现存关于南京保卫战的各种史料彼此之间不大一致。
本小说中的日期、时间，基本以现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陆军第五十一师卫戍南京战斗之经过》为准。
据该史料记载，12月4日下午5时，由土桥、索墅西犯之敌约500人，与51师淳化镇前进部队接触；同时由天王寺西犯之敌骑百余、后续步兵500余，则直趋湖熟，亦与该处警戒部队接触。
老爷儿——东北方言，太阳。
踩盘子 ——土匪的黑话，侦察的意思。
第二章 南京外围（20）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在很多时候，日军骑兵并不是乘马发起冲击，而是下马徒步作战。（这种战法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澳大利亚的 Lighthorse——轻骑兵。）
日军大多数的时候，并不把骑兵当作主要的正面突击力量，而是将其当作快速机动部队（俺将其称为“畜力摩托化部队”）。
就具体的战术使用而言，日军骑兵被用来从中国军队的侧翼或间隙部进行包抄、迂回、渗透、穿插。
小股的骑兵部队，主要的使命是进行战场侦察。一旦遇到抵抗，并不进行攻击，而是立即避开。
得到加强的大股骑兵部队，常被用来对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进行突袭。当中国军队一线部队的防线被日军突破后，骑兵便从突破口向纵深快速插入，追打中国军队的指挥部（如团部、师部、军部）。
比如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国民革命军第10军、第37军都曾吃过日本骑兵的大亏——第10军190师师部被日军骑兵突袭，师长负伤，副师长阵亡，师直属部队溃散；第37军军部遭袭，连军部的关防印信都丢了。两个军的军部都与其下属的各师、各团失去联系。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日军对待自己的伤员是比较冷酷的。与美军强调的“Leave no man behind（不抛弃任何一个战友）”相去甚远。
在不少时候，日军甚至将自己的伤员与尸体搁在一堆，浇上煤油一起烧掉。（比如在山西的同浦铁路袭扰战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中国军队刚上淞沪战场的时候，对野战工事的意义认识不足，也缺乏构筑经验。同时由于上海郊外的地下水水位也比较高，因此，中国军队的工事构筑得很不像样子。
在日军猛烈的轰炸、炮击之下，中国军队遭受了很大的原本可以避免或减轻的损失。
八月下旬，南京大本营派工兵学校的教官及学员多人，赶到上海筹划并指导大规模的野战阵地构筑。
（其中包括工兵学校教育长林伯森、教官黄德馨、黎玉絮等，以及工兵学校第五期学员——大多是送来培训的各部队所属工兵军官。另外还有工兵教导营营附及连长等数人）
在吸取了血的教训的基础上、在科学的野战筑城方法的指导下，中国军队构筑野战工事的意识和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当南京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的时候，51师的野战工事已经大体像个样子了。
但当时的中国军队还是很缺乏在现代化的战争中作战的经验。比如对堑壕的伪装，只注意了对其上沿和外沿进行伪装，却忽视了对堑壕的底部进行伪装。结果，当日军的航空兵飞临中国军队阵地上空的时候，还是可以很方便地辨别出堑壕的所在。
当时中国军队的野战工事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工事的出入口多是直通的，对防炸防震缺乏保障。特别是人员掩蔽部只有一个直通的出入口，很不安全。
蝎虎——东北方言，很厉害。
点放——那时候中国军队的士兵，一般把我们现在所称的“点射”叫做“点放”。
“一个像小号的马蹄铁，另一个像条曲里拐弯的蚯蚓”——英文字母“U”和“S”
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民革命军第51师师长王耀武曾回忆，“日军飞机仍占优势，且常向我轰炸及扫射。据第305团团长张灵甫报告，日机投下的炸弹，查有美国制造的字样。”
鹿砦——设置在防御阵地的前沿、用于防止或阻滞敌方进攻的障碍物。一般由树干、树枝经削制而成，下端埋在土里，露出地面的部分形似鹿角。
鹿砦大致分防坦克、防步兵两种。以削去小枝的较粗树干交叉设置，用于防敌方坦克的，又叫树干鹿砦；以削去小枝的树枝交错或并列设置，用于防敌方步兵的，又叫树枝鹿砦。
波队——日军步兵在向对方的防御阵地发起冲锋时，会排成几列波状的冲击线，这种冲击线被称作波队。
每两列波队之间相隔几十米。波队的数目，少则3列，多则6、7列。
根据攻击正面的宽度和己方的兵力数量，每个波队的人数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也有上百人一个波队的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尤其是前期和中期，日军炮兵的射术相当精良。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1942年1月4日，日军炮兵轰击长沙城中的国货陈列馆（他们误以为这里是中国军队的炮兵观测所），连续三发炮弹从该建筑三楼一个朝北的窗户射入，造成伤亡。
战防炮——即“战车防御炮”，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反坦克炮。
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国民革命军所装备的战防炮，多为德制的Pak35/36火炮，口径37毫米。部分精锐的中国部队（如36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还装备有一种苏罗通机炮，口径20毫米，可高射、平射两用。在平射时如使用穿甲弹，对日军的装甲部队能形成一定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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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南京外围（21）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广泛使用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坦克。每捆集束手榴弹中手榴弹的数目由几枚到十几枚不等。
“”抗战期间，国民革命军78师156旅6团的士兵，曾在上海闸北一带，用10枚一捆的集束手榴弹，英勇地抗击了日本侵略军的装甲部队。
抗日战争初期的淞沪会战、南京战役期间，在装甲兵器方面，日军大量使用了“###式乙型战车”。
该战车乘员4人，装备57毫米口径火炮一门、毫米口径机枪两挺。该战车车体前部有一挺机枪，机枪下方有一个进出舱门。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使用的毒气，主要是二苯氰胛，军用代号为“红1号”。
这是一种喷嚏性毒气，主要刺激黏膜，能引起喷嚏、呕吐，也可以引起流泪。一旦中毒，在半分钟之后便能使战斗人员丧失战斗力。
尽管二苯氰胛是一种刺激剂而不是致死性毒气，但浓度过高时也能造成人员严重中毒：伤员口鼻出血，最后窒息而死。
日军通常用火炮、迫击炮和毒气筒施放此种毒气，有时也用小型毒气炸弹施放，使之产生一种微粒气溶胶云，以此来杀伤人员。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装备的防毒面具对此种毒气无法进行有效防护。
对于毒气的使用，当时日军的条例通常规定，在风速每秒3米以下开始施放（最好是在一天中的早晚时分），当距离比较近或者阴天的时候，风速在每秒3—5米也可以施放。
1938年11月3日，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所辖属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致电第18集团军总部，谈及日军使用喷嚏性毒气的具体情况时写道：“……（日军）施放毒气筒，此法多在近距离内使用。毒气施放后，顺风可吹至下风4公里处，仍能使人中毒。颜色呈白色，后逐渐变成灰色。施放的毒气多为辣味，或似胶皮烧灼之味。中毒后即刺激眼睛，打喷嚏、头昏、脸发红、发肿、呼吸不畅、全身无力……”
中正式步枪的刺刀，重量约为公斤。
按照掩体与堑壕的相对位置来划分，掩体可以分为壕前掩体、壕边掩体。
壕前掩体在堑壕的前方，离开堑壕有一段距离，通过一段短壕与堑壕相连。
壕边掩体则紧贴在堑壕的边上。
当时国民革命军正规主力部队的单兵装备中，步兵士兵一般都配有工兵铲，也有部分配备的是十字镐。
中正式步枪枪长约111厘米（不含刺刀），三八式步枪枪长约128厘米（不含刺刀）；中正式步枪的刺刀，刀身（不含刀柄、刀格）长约厘米，三八式步枪的刺刀（即日方所称的“三零年式铳剑”）刀身（不含刀柄、刀格）比中正式的稍短。装上刺刀后，中正式比三八式短了10厘米还多。
在高低不平的地形上拼刺，讲究“抢上避下，抢左避右”；双方在坡面上平行站位的时候，应该力求身体左侧朝上坡的方向。
当时中国军队的新兵普遍缺乏拼刺训练。因此在白刃战的时候，只会把步枪当棍子那样抡起来，用枪托砸对方。
中正式步枪仿自德国的毛瑟98步枪。毛瑟98的握把是一种“半手枪握把”，有一定的弯曲度。
中正式步枪仿自德国的毛瑟98步枪。毛瑟98的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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