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零人三部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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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冰凉的，就像一块冰凉的石头。
　　阿三忽然惊醒过来。或许，她手里触摸的本来就是一块石头，只是一块石头，它们定格在那里，就像小公园人行道两边枝叶稀疏的矮树那样……
　　阿三闭了眼睛。阿三又听到耳边小米的声音，小米一定还是用手捂着肚子，小米说：真疼呵，从来都没有这样疼过，怎么会这样疼呵。阿三不说话，她只是闭了闭眼睛，阿三闭着眼睛也能感觉到阳光掠过时的那种阴影，在光明与黑暗之间，阴影闪现了，而在阴影闪现的瞬间，阿三知道，刚才，有什么东西从这里经过，它轻轻的，已经走过去了。
　　

高考日
那一年7月6日，我失眠了。
　　一向自认为心理素质不错的我，竟然在高考的前一晚失眠了。
　　彻夜的辗转反侧，直到天蒙蒙亮我一直都在迷迷糊糊中，脑袋里就跟放电影似的，全是片花：跳绳、春游、写作文、捡钱、打架、撒尿、自习、会飞的猪、三条腿的蚂蚱……零乱的组合如幻灯片一样地过。
　　直到许多年以后，特别偶然的一天，我终于瞬间明白为什么那一晚会失眠，从那一天往前追溯到小学一年级甚至学前班，这其间的青春岁月都为那一天而准备，就像红领巾都唱过的：时刻准备着。
　　在接近那一天的那些日子，我记得学校已经没课可上，大家都在家里复习，时不时跑趟学校找老师问问题开小灶。那些天学校食堂的伙食极好，食堂大师傅好像打死了卖肉的，菜菜都有肉，给的份量还特足。中午12点、晚6点，据住校的同学说，他们向着学校食堂的方向望去，就能感到幸福。
　　那些日子有位女同学在上自习课时突然难受得脸色煞白，班里一位男同学背着，后面几个男女同学护送着到校门口，那位女同学说什么不让我们护送到医院了，旁边的女同学也劝我们走，我们就傻愣愣地回了学校。后来我终于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然后向自己笑笑。
　　真的，我感觉那时候把一辈子的题都做完了，脑袋里没有别的，数字、年代、字母、公式，突然装个漂亮女同学的想法刚有萌芽即被删除，我相信我是即将出厂的机器人，只等待那一天。
　　那一天，我走出考场的时候，阳光刺目。
　　在度过了一个完全没有作业的漫长假期之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们一个个开学、报到、军训、上课，我最好的哥们L始终没有等到那张门票，在8月即将过去的某天，他找到我，告诉我他决定补习。
　　高考落榜继续进行补习的人被称为“高四”，“高四”以后又继续的人叫“老补”，我没有见过那个传说中补习八年的老补，而L确确实实是补习了整整三年。2001年的国庆我从三亚返京到中国农业大学看他，他大概还在读大四。他在宿舍本来就是老大，我去了又比他同宿舍的同学都大几岁，被一帮他的同学喊着大哥灌酒，没吃几口我便醉了。刚倒在床上，就听到众人惊呼，原因是有人从火锅中捞出一只壁虎，有人已经在吐。
　　在高校扩招改革的今天，“高四”、“老补”早已消失了，可能已经没有人记得，但的确曾经存在过那样一个群体，那些人，他们都像17世纪准备决斗的贵族青年，表情严肃，目光虔诚。我到过学校的补习班，沿着校园的围墙，穿过校园的小路，来到最后的那几排老房子，越过灯光明亮的窗，我静静地看到那些老补们，他们都低着头，字迹斑驳的课桌上印着他们浅浅的影像，那一刻，寂静无声。
　　现在，不再是7月7日，那一天改为了6月7日，在生于七十年代的记忆里，那一天已经是一个遥远记忆中的日子，翻开历史：
　　1944年6月6日，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下令执行诺曼底登陆。由超过三百万人力、一万一千部飞机及四千艘船只组成规模最强大的舰队向诺曼底进军，诺曼底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那一天，被称作“最长的一天”，即D日。
　　而现在，6月7日，从前的7月7日，也是中国最漫长的一天，这一天，中国高考。
　　2005年的夏天，在高中同学毕业十周年的聚会上，突然有人谈起这“最长的一天”，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那一天，走出考场时，阳光刺目。
　　当聚会最后我们举杯的那一刻，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像纪念“诺曼底登陆”一样，把6月7日当作“最长的一天”来纪念；或者，让那一天，一切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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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师与生（1）
在上大学之前，我无法想象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发现了解这些居然是大学生活中最大的收获之一。
　　大学的老师远不是高中的老师；大学的学生也远不是高中的学生。
　　大学的老师远比高中的老师有学问，尽管如此，大学的老师到了高中里，大多数只能去看门房。这是由于大学的老师虽然有学问，但大多数不知道该怎么讲课。
　　大学的学生远比高中的学生有智商，尽管如此，大学的学生若是回到高中里，十有###是要被开除的。这是由于大学的学生虽然有智商，但大多数不怎么愿意听课。
　　事实上，大学的老师与学生互相造就了对方的这种缺陷。
　　大学的老师走进课堂一般总是这么一身行头：左手一个公文包，右手一个不锈钢保温杯。这样的装束原本就很不吸引人，再加上一张与之相配的古板的面孔，更加显得腻味。与之相对，大学的学生走进课堂时身上的装备五花八门，早餐时段用塑料袋装着的包子和豆浆，下午驱赶瞌睡所需的报纸杂志，晚上提神用的随身听等等一应俱全。老师大概对学生的这类配备品颇为不屑，所以在走进课堂时从来不正眼看底下的学生。当然，学生在老师驾到时大多在互相闲聊或者专注于手中的各种装备，也就基本上忽略老师的存在。所以只有当上课铃响起，双方的视线才会有幸相会于同一条直线上。
　　大学的老师讲课基本上有两种方式：边讲边抄黑板和边讲边放映幻灯片。无论哪种方式，其本质是一样的：一样刻板、一样乏味、一样不需要学生的参与。老师在讲课时大多看着讲义或屏幕，很少注意下面学生的反应。大学老师偶尔也会提问，但风格与高中老师明显不同。中学老师提问使用疑问句，问完之后总要等待学生的回答，如果没有人自愿举手就要指名道姓。大学的老师提问使用设问句，问完之后象征性地等待一下学生的反应，在确定没有人对他的问题感兴趣之后马上公布答案。如果破天荒地有人举手回答的话，定然会博得由衷的赞许，而不论那个回答是否错得离谱。
　　与老师的讲课方式相对应，学生当中一般会形成三种听课的方式：第一种将黑板或是投影屏幕上的内容全数抄下。这样的人在听课时显得很忙碌，因为他所要抄的东西绝对不在少数。特别是老师放映幻灯片时，须赶在下一张放映之前抄完上一张的内容。由于要抄的东西实在太多，这类人虽然看上去极为认真投入，但一般全然无暇顾及老师在讲些什么。第二种人根本不去听课，全然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当然值得专注的事情很多，上一次课拖欠的作业、报纸小说、呼机留言以及托福、GRE的单词手册之类不胜枚举。这类人一般到课堂里只是为了应付老师的考勤，他们外观上的共同特点是整堂课都低着头，眼皮也不会抬一下。第三类人选择了最自然的应付乏味的方式：睡觉。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到了课堂上就睡，这多半是前一天晚上熬夜没睡好；另一部分是由第一或第二类转到第三类的，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下午一二节课的生理困顿期。在大学中，上课睡觉被学生视为一种不容侵犯的权利，干涉这种权利的老师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大多数老师在这一方面非常的知趣，很少粗暴地扰人清梦。
　　这类人在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会自动醒来，在走出教室时往往精神最为饱满。
　　当然，上述三类都是上课时还算经常在教室出现的人，还有为数不少的基本上很少露脸，以至于偶尔出现会被疑心是外系来旁听的同学。这些人一般是第一堂课或是最后一堂课出现，目的大多是看看老师长什么样。用他们的话说，有了师生的名分，好歹要见着个活的吧。更有甚者，曾听我一位上本科某核心课程的导师说，他考试那天抱着考卷走进考场，发觉第一排坐着一位穿着入时的妙龄女郎。由于从未谋面，疑心是教务处派来的监考，但看年龄又不怎么像。由于这位导师平时不善交际，遂犹豫良久，大着胆子上前问了一句：请问你是来考试的吗？不料那女郎竟微笑点头。导师大跌眼镜，上了一学期的课，竟不知班上有这么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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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师与生（2）
不过话说回来，大学老师也有受欢迎的时候，大抵是在考试前后。按惯例，每门课考试之前总有一两次答疑的时间，本意是让学生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当面请教。每逢此时，老师们总能享受一番绕膝之欢，在教师休息室宽敞的沙发上被一群红男绿女小鸟依人地簇拥着。被簇拥之下的老师们大概体会到了少有的师道尊严，故而解答起问题来也分外地一丝不苟，细致入微。不过小鸟们大多各怀鬼胎，不时旁敲侧击地试图从老师嘴里撬出些考试的题目。老师此时恰被光环围绕，春风得意口风也就不怎么紧了，于是师生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待到考试完毕，老师们的电话和电子邮件随之忙碌起来。倒不是来问分数的，考得如何学生们自己心里有数，其内容无非是：本人最近身体不适或是其他课程学业繁忙故而未及复习充分，望老师高抬贵手行个方便云云。学生心知老师阅卷工作繁忙，这种事情上不了台面肯定不好上门拜见，于是借助现代化手段。教师公开电话邮箱原本为了学生可以随时请教学业，却只在这种时候方能派上用场，也不知老师们作何感想。不过，采用电话邮件等渠道的也还算是婉约的方法，个别豪放者直接在试卷的答题纸上对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者干脆写上“老师帮帮我吧”等简白字样，勇气实在可嘉。老师们虽然恨铁不成钢，但凡遇到如此情形，一般也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了。有个别实在铁面无私的，总落下个心狠手辣的骂名，被学生咬牙切齿地唤作“杀手”、“名捕”乃至“关公（考试不及格称为‘被关’）”，且这顶帽子一旦戴上，肯定在学生之间代代相传，以后走在路上总有人侧目而视。
　　除了“关人”之外，老师受欢迎的程度还与其上课考勤的次数成反比。那些每次上课必点名签到的老师总被认为是很不识大体的，只能靠此种手段来弥补其缺乏吸引力的授课技巧（缺勤要扣平时分数，对于考试成绩总在及格线上挣扎的人无疑雪上加霜）。而上课从来不考勤的老师，不论他的课程如何乏味，或是陈述如何拙劣，都不会因此招致反感。我的老师中最有人气的是一位年轻的英语教师，此君教课尚属卓有成效，而且从来不在出勤问题上为难学生。记得某日他走进课堂时，偌大的教室连他在内总共只有六个人。这位老师显得非常惊诧，犹豫了片刻从包内拿出了点名册。在座的都以为他要发飚，不料他并未点名，只是把出席的人尽数记录下来，然后说：今天大家来上课，很好，我给你们每人平时分数都加上分。众人闻言绝倒。
　　如此这般，大学的老师一年一年地保持着自己的教课方式，大学的学生一届一届地继承着前辈的学习方式。学生的不恭日益淡薄着老师的热情；老师的刻板日益消磨着学生的激情。在来来往往之间，一代代满怀憧憬、意气风发，满载着新鲜血液走进大学校园的少年们，带着初识人间的莫名惆怅，带着一知半解的谋生知识，一批批走出了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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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世界（1）
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的大学校园是丰富多彩的，而丰富多彩的一大原因正是由于“时差”现象的存在。当然，这里所指的“时差”绝非由于经度不同而形成，有趣的是，它纯粹是缘于形形色色的大学生之间如此迥异的生活习惯。
　　原则上，大学和中小学一样，有着缜密的作息制度，比如早上八点开始上第一节课，上午九点四十分是二十分钟的课间休息，中午十一点四十分下课等等。当然，除了上课时间之外，学校并没有太多规定其他时间的作息内容，例如几点起床，几点睡觉等等，毕竟大学不是军营，也非寄宿制高中。但按常理来说，八点上课，七点半怎么也应当起床了，晚上十一点睡觉也属情理之中，学校觉得大学生是成年人了，这样简单的问题应该不言自明。然而，其问题恰恰出在“按常理”这一点上，实践证明，大学基本上不是一个可以按常理揣度的地方。
　　以我的亲身体验为例，鉴于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学校的作息制度肯定是按照北京时间来制定的。然而真正能够按照北京时间遵循学校的制度，也就是早上八点去上第一节课，晚上十一点熄灯睡觉的人大概是凤毛麟角。由此可见，大学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和外面的世界有些格格不入。把这些凤毛麟角排除在外之后，余下同学按作息时间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大约占一半）一般工作在乌鲁木齐时间，也就是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的那个时段，我们姑且称之为“乌鲁木齐族”。这族人大约在九点半钟起床，洗漱完毕之后直奔食堂，然后是教室。到达教室基本上是十点钟，恰好赶得上上午第二门课程。他们在到达教室时手里还大多提着半袋包子或者类似的东西，因此经常遭到老师的白眼。在一天当中的余下时段，他们基本上属于正常的作息状态，和北京族们一道吃午饭、上下午的课，然后是晚餐、晚自修。所不同的是，当北京族洗漱完毕上床的时候，他们往往还在乐此不疲地玩游戏或是召开一天一度的卧聊会，以此挥霍掉剩余的一些能量。两个小时之后他们上床时，大约正好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左右。至于熄灯后宿舍的能源问题，他们倒不是十分操心。
　　第二类（占余下的大多数）工作在格林尼治时间，也就是比北京时间晚六个小时的时段。他们起床的时候一般已经将近中午十二点。格林尼治族梳洗完毕之后也有去食堂的，不过是吃午饭罢了。如果下午没有课的话，有些人也会拖到近两点才去吃饭。当然，下午去上课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毕竟上午逃课四节是难免有一些负罪感的。不过格林尼治族在下午的课上并不怎么受老师的欢迎，这是由于他们此时精力过于充沛，聊起天来嗓音也就不知不觉间大了一些，常常将正常的课堂秩序打乱。另外，晚自修是不可不去的，一来向北京族讨教一下上午上课的内容，以便将脱下的课补上；二来在回寝室的时候要买好点心以供夜宵之用，以免夜深人静之际无处觅食。晚上回宿舍之后是格林尼治族的黄金时段，其丰富的活动从上网、联机对战、打牌到补习作业、忙课程设计的都有。他们占据的宿舍无一例外地灯火通明，但却并没有太多的嘈杂…此时前两族人们正在酣梦之中，格林尼治族还是相当照顾他们的。当格林尼治族完成在电脑键盘上的最后一次敲击，宣告他们的一天结束时，正是破晓时分。这一族人往往精通电路原理和实际操作，从走廊照明电路上获取能源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最后只剩下一部分避世的人，他们工作在华盛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