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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国:张艺谋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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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纷帮他出主意，也有朋友开始替他联系莫言。基本工作做好后，张艺谋便决定去找莫言谈谈。
那时候的张艺谋虽然已经红透了，可作为导演绝对属于新手，且经济上也还非常一般，去莫言家还是挤公共汽车。那天公共汽车上特别挤，他不敢耽误时间，拼命往上挤，不留神脚被车门给夹了，当时觉得脚上一阵麻，因为人多也没太在意。中途有一个妇女下车时突然尖叫一声，大家才发现一溜血由车内顺着门往外流。张艺谋此时才觉得有异，脚板底下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整个大脚趾都是红的。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到终点站，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他便拖着伤脚去见莫言。
莫言当时的编制在北京军区，住在军区大院的一座筒子楼里。张艺谋那天一拐一拐地走进大院，却忘记了莫言的房间号，只好站在楼下喊。不一会儿，远处一个房间的门开了，莫言探出头来问道：“谁找我？”张艺谋说：“是我，我是张艺谋。”莫言一看张艺谋那模样，顿时笑了起来，说：“你长得真像我们村子里的人。”。 最好的txt下载网
种红高粱，拍《红高粱》（2）
张艺谋不太流利地说明自己的来意，莫言说他已知道，有位朋友已经告诉他了。张艺谋在路上想好的套话竟然一下子没了。好在莫言很容易接近，让他坐下又替他沏茶，主动提起话题，开始谈改编《红高粱家族》的事。不知是不是因为张艺谋“像我们村子里的人”，莫言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合作，同时提出他对写剧本并不在行，是否可以找个专业编剧。
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张艺谋和莫言谈定的版权价竟然是800元。同时张艺谋和莫言还谈定，剧中一定需要大片的红高粱，这东西不好找，得事先种。莫言答应回他的家乡山东高密去找当地农民协商。张艺谋告别了莫言后，又开始和剧作家朱伟以及陈剑雨一起弄本子。当年的12月，剧本出来了，交给西影厂，厂里却有了不同意见，双方争执不下。张艺谋急坏了：庄稼不等人，错过了这个季节，高粱地怎么办？如果不能在开春时种下百十亩高粱，明年是绝对不可能拍这部影片的。
要说张艺谋此人运气可真是好：招工的时候遇到王闰芝，读大学时遇到白雪石、华君武和黄镇，进入电影圈又遇到魏必达和吴天明。这些人都是张艺谋命中的贵人，比如吴天明，他知道张艺谋心里急，于是给他拨了一笔专款，让他拿着这笔钱先去种高粱。
拿到这笔钱，张艺谋立即和莫言一起来到莫言的老家山东潍坊。莫言是当地的名人，他和张艺谋一起硬是一家一家发动，在山东高密的胶河两岸种上了大片的高粱。到了1987年7月，高粱应该抽穗了，张艺谋再去看，发现叶子蔫蔫的，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火红。他问原因，老乡告诉他，因为今年缺雨，高粱严重发育不良，众人只是挑水抗旱，可高粱面积太大根本顾不过来。如此，张艺谋再一次急了：这可是吴天明冒着风险给自己批的钱，今年这高粱不出效果，他的片子怎么办？
还是莫言有办法：他直接找到县委，县委立即送来了化肥，还准备了抽水机。张艺谋于是组织人施肥，安排抽水灌溉。刚刚干了3天，老天似乎也被他感动，及时下了一场透雨。他又在这里待了几天，看见高粱长势非常之好，都拼着命往上蹿，这才放了心。
高粱地弄好了，还有一个外景地需要考虑，那就是颠轿所用的外景地，还包括酒坊。这一定要有广阔且裸露的黄土，酒坊要让人觉得有一种苍凉感，这种感觉在山东肯定找不到，甚至整个华东都找不到。张艺谋想到了西北。当初拍《黄土地》的时候，外景地选在西北影视城，对那个地方他有着极深的印象。
今天，西北影视城已经享誉全国乃至全球；可在当年，知道这地方的人还不是太多。这个影视城坐落在银川市西北郊旷野之中两座相邻的古城堡遗址，地名镇北堡。
这个影视城的建成，作家张贤亮功不可没。当年，张贤亮成了“摘帽右派”，转入银川南梁农场当农工，同事告诉他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他去那里买东西，远远就看到荒滩上耸立的两座古堡废墟，四周一棵树也没有，一切都是那么荒凉，似乎在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向人们诉说着什么。太阳的金辉洒下来，更增加了一层神秘和荒凉感。进入古堡，发现这里的交易非常活跃，一种特别古朴的民风在这古堡中弥漫着。他当时就想到了好莱坞电影中的西部牛仔，想到了某些文艺作品中特别的力度感。
这一切给张贤亮以强烈的震撼，让他深刻体验到一种说不出的穿透力。后来他也以镇北堡为背景写了不少小说。1981年，著名导演谢晋决定改编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剧本由张贤亮本人完成。有了这层因缘，谢晋来到了镇北堡，顿时为此而惊叹，镇北堡也第一次走上了电影。后来，张贤亮产生了在这里建一个电影城的想法。这就是今天声名卓著的西部电影城了。
西部电影城之所以出名，与几个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第一个，自然就是张贤亮；第二个，是谢晋；第三个，大概就要算张艺谋。拍摄《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他到宁夏来寻找外景地，找到了当时在宁夏文联当负责人的张贤亮。张贤亮竭力推荐镇北堡，并且派了一个人领他们去看景。摄制组一到这里，立即就被这一切深深地吸引。《一个和八个》在此取了很多景，尤其透过张艺谋的镜头，这些景就显得更加特别。
后来拍《黄土地》，张艺谋忘不了西部电影城，又在这里取了很多镜头。
应该说，张艺谋到西部电影城，才真正找到了《红高粱》的力量和灵魂。西部电影城中的荒凉、苍劲以及内敛的力量，使整个影片极具内在的力量，也升华了主题。西北电影城和高粱地的结合，实现了一次艺术的完美对接。
也就是这个时期，张艺谋和肖华的婚姻出现了裂痕。
这道裂痕是因为《老井》。张艺谋为《红高粱》忙乎的时候，《老井》火得一塌糊涂。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或许是因为艺术，或者因为突破，但对于市井小民来说，最吸引他们的是因为电影中大胆的性爱镜头。尽管肖华说不在乎，实际上这事还是对她产生了影响。
一次，张艺谋回家，她便对他说：“人家都说你快成‘脱星’了。你自己怎么看？”张艺谋的回答不用想也能猜出：“这是剧情的需要，我第一次演就让我给碰上了。有的演员演一辈子戏也碰不上这种戏，这没什么意思。”听这话吧，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肖华呢，心里显然酸酸地：“你们演床戏的时候，你离与你配戏的女演员那么近，你有什么感觉？”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张艺谋赶紧说：“能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人围着看，大灯光照着。要说有感觉的话，就是你从来不用香水，那些女演员都有一股刺鼻的香水味。”
张艺谋大概觉得老被肖华这样问下去不是办法，因此决定反守为攻，他主动问：“你对我演这些戏以及厂里那些闲言碎语是怎么想的？”
肖华怎么想的，能对张艺谋完全说出？自然只能说些场面话，她要让张艺谋觉得，她是个大度的女人，是个肯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一切的女人。她说：“看见你的那些镜头，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我相信你，对于那些流言我是不往心里去的。因为我知道你的野心还大着呢，你还没有达到你的最高目标。你不会把精力和时间用到别的地方去。以后你达到了目标那就难说了……”
“爷爷”“奶奶”大胆地往前走（1）
对于一部电影来说，选本子、选外景也许是和选演员同样重要的事。
《红高粱》拍摄前，张艺谋选姜文出演“我爷爷”这个角色，让他从幕后走到台前应该说没有什么悬念。
姜文1963年出生于唐山的姥姥家，整个童年都在唐山度过。他的父亲是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母亲是一名小学音乐教师。后来他离开唐山的姥姥，和父母一起生活。因为父亲是军人，他也就随着父亲迁徙，先后在贵州、湖南等地生活过，1973年来到北京。
据说，小时候的姜文绝对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自认为长得丑，但他身上有着别人所没有的活力，充满了运动细胞。到北京之后，中学时代的姜文认识了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英达。姜文因为常去英达家玩，深受英达的父亲、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的影响，迷上了演戏。
1979年，姜文高中毕业后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没有被录取。此事后来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故事，意指像姜文这样有潜力的演员，当初都吃了闭门羹，可见北京电影学院招人时是多么严格。第二年，姜文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最终依靠张仁礼的慧眼赏识，被破格录取。
姜文和张艺谋虽然不是同校学友，但两所学校间常有来往，谁在学校有点名气，立即就会传到另一所学校。姜文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张艺谋已经是大三学生，而且在北影相当活跃；据姜文后来说，他入校时，张艺谋已经是极其活跃的学长。也许在那个时候他们便已经有了接触。
可以试想一下，张艺谋心目中的“我爷爷”会是个什么模样？他最初是“我奶奶”出嫁时抬轿的轿子头，后来发生了诸如单挑土匪等一系列事件，这样一个人绝对是一个外形上比较壮硕的汉子；而在“我奶奶”回娘家的时候，他又在高粱地里将“我奶奶”强奸了，他身上还需具有一股匪气，有着一般男人所没有的气概和力量；同时，大概还应该有相当不俗的外貌吧，否则，以“我奶奶”那般的花容月貌，又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怎么心甘情愿去做这件事？
将诸多因素摆在一起考虑，没有比姜文更合适的人选了；更何况，学生时代姜文就是张艺谋的“小兄弟”。
“第五代”导演和他们的前辈在工作作风上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戏”和“侃戏”的区别。此前的导演往往是在要拍某一场之前，将相关演员叫到自己面前，分别向他们说戏，将自己对这一场景的理解、要求以及需要达到的目标告诉演员，启发演员在表演时发挥和把握。在这一过程中，演员并不参与剧情的创作，也不需要考虑剧本是否存在某些问题，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导演的意图准确生动地贯彻。但到了“第五代”导演，这一点根本改变了，拍摄前导演会召集演员以及相关主创人员在一起侃戏，他们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术语，叫“攒戏”。
所谓“攒戏”或者“侃戏”，其实就是一大帮人坐在一起预习第二天要拍的戏。以前，相关的戏是由剧本作者和导演设想好的，演员只要背台词和临场发挥。但“第五代”导演的风格是：在没有拍摄完成之前，剧本绝对没有最后定稿，一切都有可能改动。以前拍戏，剧本作者、导演和演员之间缺乏互动，尤其缺乏对剧情的沟通。“第五代”导演改变了这一点。剧情是演员演的，许多时候，剧本作者设想某些剧情很可能对情感、逻辑、自然等诸多因素把握并不准确，尤其是台词，剧本作者想象中是可以的，演员具体演的时候却有语气接不上来或者情感调动不起来之感。观众看戏也往往会发现这类破绽，比如发现演员在不该哭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吵架尚没有进入状态便已经动手打了起来等等。让演员和剧作者以及导演等在一起攒戏，弥补的是以前戏中的“假”。再者，正所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几个人在一起攒戏，说不准谁就能有一些好点子。《一个和八个》以及《黄土地》的拍摄过程中，张艺谋就出了很多很好的点子，远远超出了他当时作为摄影师的工作范畴。
张艺谋在当导演之前，有四部戏。前三部戏他都是和“第五代”导演一起攒的，第四部戏《老井》是和前辈大导演吴天明一起攒的。显然，张艺谋从吴天明身上又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就使得他当导演的条件更加成熟，对于导演手法方面的了解、感知也更加全面。
“爷爷”“奶奶”大胆地往前走（2）
拍摄《红高粱》时，张艺谋将这种攒戏的方法带了过来，并且在后来的导演工作中一直坚持运用。
这种攒戏的做法还成就了另一个名导演，他就是姜文。
多年以后，姜文回想起当初和张艺谋的合作，心生感激。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在攒戏过程中姜文完善了他的电影梦，也成就了他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
姜文拍《末代皇后》以及《芙蓉镇》已获得了很大名声，而《红高粱》则让他走向了国际舞台。正因为如此，张艺谋在姜文心目中，始终都是一个师傅加兄长的形象。
选谁来担任《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九儿，是一件令张艺谋颇费思量的事情。
选演员这件事，张艺谋委托给了副导演杨凤良。1987年的初夏，杨凤良一直为这事儿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他们再一次来到中央戏剧学院，找了很多人打听，也搜罗了一大批照片和简历。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李文化的女儿、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生李彤对他们说：“如果要选九儿这个角色，我觉得整个中戏只有二年级的巩俐最合适。”
杨凤良听了这话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这样说。李彤说，她看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对九儿这个人物印象特别深。加上她自己是学导演的，对中戏的学生特别关注，她感觉巩俐活脱脱就是一个九儿。听了这话，杨凤良立即返回表演系，去找巩俐。不料，当时巩俐正在广州拍一个电视短片，一时回不来。
杨凤良给在西安的张艺谋打了个电话。张艺谋答复，那就先看一看照片。李彤没有巩俐的单人照，只是找出一张巩俐和全班同学的合影。张艺谋后来说：“人头跟米粒似的，看不清。但在中戏找人打听，几乎所有人都说，要说合适还是二年级那个巩俐最合适。因为见不到巩俐本人，所以我决定再见见别人。这时我的副导演杨凤良碰到史可，觉得可以考虑把史可列为候选人之一。我们那时还有几个候选人。”
张艺谋准备在外地几个城市再转转看看，突然杨凤良告诉他：巩俐回来了。于是，他们决定去看一下。张艺谋曾回忆说：“在李彤的房间里我跟她见了面，谈了不到10分钟，并把莫言的小说给了她。她当时看起来很瘦，给我和杨凤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说不出什么，但觉得她特有味道。后来我们决定分别给巩俐和史可造型看看。造型之后，我们发现那感觉不太一样。之后，我们又排了她们两段小品，觉得巩俐是最适合的。”
张艺谋谈起巩俐试镜的情景时说：“当时她穿着一件宽大的衣服试镜，与我想象中的《红高粱》女主角对不上号。当时我心目中的女主角应该是一位漂亮的女子，而且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当然，巩俐的样子也很清秀、聪明，眼睛很有表达力。后来，经过进一步接触，巩俐的性格正是人物所需要的。她在外表上很纯真，不是那种看起来很泼辣的样子。外表不很张扬，内心活动及性格又可以表达出来，这样在戏里出现会更好。”
张艺谋从北京回到西安几天后，西影厂的聘书就发到了巩俐手中。
许多人后来说，巩俐太幸运了，还没毕业呢，一名二年级学生，便被张艺谋选中，直接踏上了成为国际巨星之路。当时西影厂也有很多人对此不解，认为让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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