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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无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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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受命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为拯救饱经忧患的祖国，怀着科学与实业救国的思想，为奠基中国现代科学、现代工业的基础而殚精竭虑，他们的成就或许是微小的，可一座辉煌的大厦能够嘲笑它那未坦露在阳光下的地基吗？解脱了二千年封建王朝桎梏的中国不就如一片荒芜的土地？他们是在用最原始的工具砌筑着大厦的屋基啊？
——采访札记
危难受命
1992年夏，台湾玉门旧人访问团十余位古稀老人来到北京，恭敬地拜访了一位老翁，向他送上一幅精美的银制台屏，台屏上镌刻着“饮水思源”四个字，并作文道：
“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方其功之未成也，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其所，是以得志于成功。吾公受命于抗日战争艰难之际，开发石油于祁连戈壁之间，排众议，闯万难，卒成事功，为我国石油工业开创新猷，其丰功，其伟业，实足以当之。”
他就是百岁老人孙越崎。
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实业家，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和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1893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叫同康的小山村，原名孙毓麒。1915年在复旦公学读书时，他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立志救国图存，使中国越过崎岖的道路，走上光明的坦途，遂改名越崎。1917年，孙越崎进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五四”运动中，他作为天津唯一一所大学的学生会会长，领导全校同学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鲜为人知的是，他是天津“五四”运动中，到直隶省长曹锐衙门中请愿的“四君子”之一。论名声，孙越崎当时比周恩来要大，只是周恩来其后选择了共产主义，而孙越崎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在那个创造英雄的时代里，确实存在着比其它时代更多的必然和巧合，三十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北京迎接了起义归来的孙越崎，应了那句有志者殊路同归的话。
孙越崎怀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一生为中国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奔波不已，在他92岁时，还率领三峡工程调查组沿三峡实地考察了38天。1990年，时已97岁的孙越崎亲笔撰写三万言的意见书，在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会上发言。他堪称人类历史上做实际工作年龄最长的人。他是中国人的骄傲。他的世纪人生丰富而绚丽，但是最能体现他的品质和成就的，应属对玉门油矿的创办和开发。
1940年8月，孙越崎作为资源委员会专员，随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到玉门油矿作有无大规模开采价值的调查。此时，翁文灏已有意让孙越崎领导创办玉门油矿。
一进入矿区，挑战与机遇立即像两把倚天的长剑悬在了孙越崎的头上。
已实际上成为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玉门油矿，设备之简陋，技术之落后，令人吃惊。
从延长调来的两部冲击式钻机，采用的是最原始的上下顿击钻井，井架是木头的，汽轮机转速每分钟最高仅达360转，28马力的钻深能力仅200米。钻进时，因为缺少套管、钻杆、钻头，怕过多损耗钻机，要人工先在井位挖一口方井，然后再下钻头开钻。老君庙一号井井深仅米，方井便挖了米；6号井竟挖了47米深才使用钻机，致使挖掘中一名工人窒息而死。为了增强钻井能力，资源委员会于1939年11月从宜洛煤矿调来两部旋转冲击两用钻机到玉门，孙越崎来玉门调查时，又有湘潭、萍乡煤矿调来的两部旋转冲击两用钻机到矿，这些探煤矿用的钻机钻深能力最大也仅800米。
为了多出石油，煤矿出身的靳锡庚竟像开煤矿一样，在石油河畔悬崖下挖平硐采油，先后共挖三个硐，最深的坑道达47米，三硐日产石油一吨。
没有一寸输油管道，从油井采出的原油通过人工挖掘的壕沟导入人工挖掘的土油池，然后再由人夏用桶挑，冬用筐抬，运到炼厂炼油，至使原油和原油中的轻质油损失巨大。
最初的炼油设备仅为一个70加仑的的蒸馏锅，装建在老君庙前，炼油的燃料则是从附近砍伐的骆驼草、柳树和祁连山里采掘的煤。1939年10月，油矿筹备处在石油河畔兴建起第一炼油厂，建立起手工操作的连续性立式炼炉和卧式蒸馏炼炉各两具。孙越崎到玉门时，金开英正筹建嘉峪关第二炼油厂。
设备虽然简陋，但还有令孙越崎更为兴奋的一面，这就是人的精神和满山满沟露天存放的石油。此时，老君庙已有职工七百余人，油矿的基础经过他们百折不挠的努力在戈壁上已初步形成，生产出原油1774吨，为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孙越崎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开发玉门油矿的困难可谓是荆棘载途，但有利的条件仍然令人鼓舞：一是发现了有开采价值的油层；二是有一群肯吃苦，致力于石油工业的人；三是有翁文灏这样懂石油的政府高层领导的支持。
孙越崎自玉门返回重庆后，应翁文灏、钱昌照之请，主持起草了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的计划，上书国民政府。三个月后，国民政府批准了开发计划，拨款500万美元。这是抗战时期一笔最大的国营企业创办费。
关于拨款500万美元一事，现在的各类石油史学书中都有这样的说法：孙越崎的计划交行政院后，遭到大部分官员的反对，后又单独找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说尽好话才被批准，以此来说明这些政府官员对开发玉门油矿的不重视和昏庸。其实，这实在是一个经济问题。抗战时期用500万美元投资工业所具有的困难，比之现在用50亿人民币投资工业所具有的困难很难分出伯仲，如果现在一个50亿人民币的开发项目上报政府后，能够在三个月批准拨款实施，这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现实。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日子里，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采访孙越崎的节目。孙越崎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孔祥熙拨款后，紧握着我的手说：‘正处抗战时期，国家困难，这笔钱你一定不能浪费啊。’我说：‘你放心，我一定用好这笔钱’。”
历史应该以孙越崎的这段讲话为准。
1941年3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成立甘肃油矿局，翁文灏力荐孙越崎出任总经理。孙越崎不畏艰难，欣然受命。
正式开发玉门油矿的计划批准后，翁文灏即派人到美国采购石油物资，孙越崎上任后，已采购到新型钻机14部，日加工原油能力250吨的达布斯裂炼设备一套，以及其它石油设备共4500吨，1941年6月开始启运。
由于日军全面封锁了中国海岸线，中国只有通过越南的海防、缅甸的仰光、印度的加尔各答三个国际港口进口外援。这批玉门的石油物资本拟运抵海防，不料7月29日日军在金兰湾登路，越南陷落，货船只好改口仰光。是年底，运抵仰光石油物资2600吨。
一个现代化的石油企业就要在石油河畔兴起，甘肃油矿局上下无不欢欣鼓舞。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加紧对印度###的入侵。随着泰国的陷落，缅甸已成为日本人狼口中的羔羊。12月23日大批日军飞机轰炸仰光，几乎摧毁了半座城市。
腊戍是缅甸北部的一座边境小城，历史上曾属清朝政府管辖，滇缅公路从中国边境重镇畹町出境后，即在这里与仰光公路和仰密铁路相接，成为中国外援物资的转运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仰光港开出的列车和汽车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昼夜不停地将各种援华物资运到腊戍，中国的汽车也日夜兼程地从腊戍沿滇缅公路向国内抢运物资。无奈的是，滇缅公路路况极差，加之山高路险，车队行驶极其缓慢，至使腊戍的物资滞留的越来越多，成为东南亚一座巨大的军用仓库。
3月27日，仰光陷落。4月28日，腊戍失守，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成为日军的战利品。资源委员会从美国运抵仰光的2600吨石油设备只抢运到老君庙350吨，所购14套钻机仅拼凑出三套半，达布斯炼油设备也仅运到一些零件。大部分设备被日军缴获后，掠到南洋开发油矿去了。
但日本侵略者的封锁没有吓倒孙越崎和祁连山下的石油人。
腊戍失陷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孙越崎立即从重庆局本部赶到老君庙，召集各部门开会。他满怀豪情地说：“美国订购的炼油装置依靠不上了，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国内自己设计制造。”
重庆的一些人士对战时投资巨款办油矿本有意见，今日又遇到如此困难，担心500万美元付之东流，因而散布出诸多蜚语。孙越崎不以为然，他鼓励大家“要知难而上，做出样子给他们看看”。
孙越崎在会上宣布：为了支持抗战，1942年要生产汽油180万加仑，比1941年的产量增加九倍。为完成这一任务，在重庆自行设计制造四组阶梯式连续甑炼炉。
回到重庆后，孙越崎向资源委员会正式申报180万加仑的生产任务，并立下军令状，如果完不成180万自愿撤职处分。
孙越崎的决定的确使不少的人感到吃惊和不可思议，在美国的炼油装置化为乌有的情况下，一年内增产汽油九倍，岂不是好大喜功式的吹牛。落井下石者在后面备好了巨石。
越是困难越显示出孙越崎的毅力魄力，这正是他成为杰出实业家的特有性格。
他做出的决策总是出人意料的。
1934年，作为中国第三大煤矿的焦作中福煤矿濒临倒闭，连撤几任总经理也无济于事。蒋介石亲召翁文灏上庐山，授命他整顿中福公司。翁文灏因车祸身体还未全愈，但为感恩，只好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下庐山后，他飞往西安，将正在开发延长油矿的孙越崎召到西安，将中福这个烂摊子又交给了孙越崎。孙越崎同样感翁文灏的知遇之恩，放下延长，奔赴焦作。
到焦作后，孙越崎井上井下考察了一个星期，随即向翁文灏递交了一份一年内完成“产、运、销、盈”四个一百万目标的计划。一个因亏损已呈倒闭之象的煤矿，一年内要盈利百万，这岂非天方夜谭？但与孙越崎交往近十年的翁文灏相信他。翁文灏将孙越崎带到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了这个大胆的计划。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见孙越崎，他恐怕最初并未看重这位绍兴书生的计划，以为也是吹牛，但总比那些一上任就无信心的人强。孰料，一年后“四个一百万”的目标竟全部完成，这使孙越崎在蒋介石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旷世奇才孙越崎七年后，又以他的睿智和胆略，开拓起中国石油工业的事业。
此时的孙越崎不但是甘肃油矿局的总经理，还兼任四川天府、威远、嘉阳、石燕四个煤矿的总经理，工作担子之重可想而知。他提出玉门油矿年产180万加仑的生产目标后，更为呕心沥血。他从重庆家中出来时，动情地对夫人王仪孟说：“我一出这个家门，就忘了自己是个有家的人了。”一天，因为劳累过度，他昏倒在重庆的办公室里。
孙越崎要求每个油矿员工要记住“180万”这个生产目标。每天清晨，只要他走进办公室，就向勤务员发问：“我们今年的生产目标是什么？”勤务员听到这句话，便大声回答：“180万加仑！”孙越崎走到路上遇见员工，也常这样发问，听到的都是响亮的“180万”！一次，孙越崎在路上遇到几个油矿小学的学生，问他们：“你们知道我们油矿今年的生产目标吗？”小学生马上高声回答：“180万！”
孙越崎在这里又开了一个先河，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在企业中实行目标管理的人，而且是将宣传鼓动于生产的第一人。
在孙越崎的带领和鼓动下，玉门油矿员工为支持抗战实现“180万加仑”的生产目标展开了劳动竞赛。这也是很新鲜的事，因为这种促进生产的形式我只是在新中国的今天才听说，但在半个世纪前的玉门油矿为支持抗战，的确真真实实地开展了劳动竞赛。石油老人在向我回忆当年竞赛的情景时，仍禁不住眉飞色舞地向我描述。这不啻他们人生中最为激动的一页，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曾多次为我国石油的大发现做过贡献，但这次是他们青春活力的第一次迸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一位老人甚至这样对我说：“我曾长期为没有上前线与日寇作战而产生羞愧的心理，但在为180万加仑奋斗的日子里，我的精神解脱了。”
与劳动竞赛一样，“自力更生”这个词在我这个与共和国同龄人的目光中，总以为是个新名词，索根寻源也仅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用过，绝然不会想到五十年前的抗日时期会有一个孙越崎与毛泽东同时提出这个口号。
当我了解了玉门油矿，了解了孙越崎和他领导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后，我这痴书生成熟了，因为在我认识到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和高尚的精神并非全部由我理想中最完美的时代所产生的时候，我并没有颓丧，反之为我们民族历史的厚重而自豪。
孙越崎领导甘肃油矿局职工自力更生建炼厂的情景的确使我联想到新中国在苏联专家撤走后自力更生搞建设的时代——
承担炼油装置图纸设计的工程师，吃住在办公室，昼夜操劳，日本飞机来轰炸，便躲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出洞继续工作。
图纸完成后，大后方一百多家工厂承担制造任务，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订货合同。
由于滇缅公路被切断，钢材来源断绝，大部分厂家一时不能开工制造所需部件，油矿局便发动职工想办法，四处搜罗钢材。
他们找到了自来水公司，购买地下废弃不用的管材。
他们想到了长江里的沉船，组织人力打捞上来，拆船取钢。
他们还与设在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联系，购买他们已无油可储的储油罐。
炼油装置在重庆造好后，油矿局用自己的车队，翻万重山，穿千里戈壁，运到2500公里外的老君庙。
当我们谈到组装炼油装置时，又不能不说到一个熟悉的名词“人拉肩扛”。老人们告诉我，大庆会战中这种全国闻名的自力更生生产方式，在抗战时的玉门油矿因为缺少吊运设备，已被广泛应用了，不但平时装运钻井设备要人拉肩扛，这次炼油厂的全部装置也是由人拉肩扛组装起来的，不同的是，一个对付的是苏联的背信弃义，一个对付的是日本侵略者的封锁。
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视察了玉门油矿。蒋氏的西行是专为解决新疆盛世才问题而来的，虽说是顺便来矿视察，但对孙越崎的一生是极为重要的。当蒋介石徜徉在这奇迹般的石油城中时，便决定了领导创造这奇迹的人必然走上政坛的命运。蒋介石上台后，一直想组织一个他领导下的学者政府，但都未能成功，想投靠他的人，只会空谈；有实干之才的人，又只想作学问，不愿投他门下。翁文灏是第一个被他拉上政坛的大学问家，孙越崎便是继翁文灏之后的又一个人物。实际上，在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期，翁文灏与孙越崎是以“科学与实业救国”的两面旗帜被蒋介石拉上政坛的，他们被政治所利用，又被政治葬送了他们的事业，但在当时，他们的确感谢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蒋介石回重庆后，给孙越崎寄来一份他的专用密电码，要孙越崎直接与他联系。这是在向孙越崎表明，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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