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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解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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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烟画（2）
烟画的作者未署名，但画得很不错。这套画不仅有助于人们熟悉红楼梦，而且，那些大体上是明代装束的人物，以及画上所出现的园林背景，还有每幅背面那些虽不高明但平仄大体顺溜的绣像咏，都能对过眼者起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烟画作者在处理每一人物时固然套路用得多，如宝钗必扑蝶，湘云必醉卧，晴雯必补裘，龄官必画蔷……但身姿飘逸，衣摺线条交代清楚，着色明艳而不扎眼，绝非粗制滥造。个别的人物，处理上还很见匠心。如邢夫人，画她侧坐在炕毡上，身披红睡袍，手里捏着一张纸，仿佛正在筹划着要将从傻大姐处得到的绣春曩附上一个便笺，好交给王夫人，给王夫人一个难堪加难办，画面有动感，富于戏剧性。另外，第３２幅画的是傅秋芳，这是引起历代“红学”家探讨不已的一个人物，在前八十回曹雪芹笔下她只在第三十五回里被侧面写到，说她是贾政门生通判傅试（显然谐“附势”的音）的妹妹，傅试为了拿她高攀豪门贵族，而屡遭拒绝，已经把她耽误到了那个时代里非同小可的二十三岁，但曹雪芹却从贾宝玉的角度这样下笔：“只因那宝玉闻得……傅秋芳也是个琼闺秀玉，常闻人传说才貌俱全，虽自未亲睹，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诚敬……”这样重墨皴染，是否意味着“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已佚的曹雪芹八十回后文字里，是否还会有傅秋芳出现？烟画上的傅秋芳穿一袭杏色褙子，站立着揽镜抚鬓照面，大有“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在幽闺自怜”的情态，很有韵味，是一幅挺好的古典仕女画。
当年的洋商推销他们的洋货，常使用的手段就是将其符码本土化，洋烟所附赠的小画片，并不画莎士比亚戏剧故事或者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反倒一定是中国的古典文化，除了四大古典小说人物谱，我记得的就还有封神榜里的诸神、京剧脸谱、白蛇传什么的，这一招真的很灵，就像过去洋人拍的电影拿到中国来演，片名往往会是《魂断蓝桥》《鸳梦重温》《卿何薄命》《花心蝶梦录》《春闺梦里人》……直到今天，当若干国货厂商纷纷将其企业品牌欧美化的同时，某些外国厂商却偏要为其公司或产品译音寻找出能富中国情调的字样，如施贵宝、奔驰……这里面值得研究的东西其实很多。
现在的孩子们是不会挝羊拐、玩洋画的了，但被抛弃的应该只是那种行为方式，而不应该是包含在那些行为方式里的文化风俗，作为一种进入古典范畴的文化风俗遗迹，红楼梦烟画这样的东西应该被现在的人们——包括孩子们在内——由衷地珍惜，在厂甸庙会上我就见到不少大人小孩跟我一样热心地购买据旧版新印的烟画，还有一个少年问摊主：“哪儿能买到当年那些真的旧烟画？”不管他是出于真心欣赏还是打算搜集收藏以期升值，我听了心里真是热乎乎的。
远“水”近“红”
我不喜欢《水浒》。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不喜欢有增无减。当然，《水浒》作为一部古典名著，我对它是尊重的。《水浒》从艺术上说，结构严谨，语言生猛，主要人物性格鲜明，白描处出神入化，渲染处酣畅淋漓，光是记诵一百单八将的绰号，便能获得极大的乐趣。但是，总的来说，《水浒》让我产生一种虽敬之宁远之的阅读心理。
说《水浒》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宋江是投降派，梁山好汉不该为朝廷去征方腊，这些政治家的评说，我在听到之前，简直不曾从那角度有过一丝半点的思绪。我读《水浒》，只感觉到这本书跟《红楼梦》太不一样。《水浒》只承认那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他们本是天上星宿，所谓“天罡”与“地煞”）的生存价值，他们所反对的大官，或大地主，似乎也还有些个价值，起码是负面的价值，可是一般的个体生命，也就是占社会总人口中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平凡的人，过小日子的小人物，在这本书里常常是一钱不值的，无价值的，忽略不计的。梁山好汉开店，是随便杀人剁成肉馅包子卖的，除非他们动手杀人以前，及时发现你是江湖上大名流传的好汉，那才会给你解缚，甚或倒头便拜，随之称兄道弟；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客商旅人，那就一定会被不眨眼地剁成肉泥，即便碰巧他们不缺人肉，不把你麻翻杀死，那他们也会若无其事地把人肉包子卖给你吃，让你成为“人吃人”的一员！至于梁山好汉为了私刑解决一己恩仇，或为了某一具体苦主抱打不平，或为了其哥儿们劫法场，他们除了杀坏人，杀贪官污吏，也会很随意地连带杀掉一些普通的人、无辜的人，像李逵就常常一时兴起，挥动一对板斧，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路砍去，那被砍下的头中，恐怕是无辜者的比坏人的要多得多。《水浒》毫不尊重、怜惜普通的个体生命，读来令我心中闷闷。我从来自知属庸常之辈，是芸芸众生中一员，虽竭力愿好，却不可能成为英雄豪杰，所以设身处地一想，便不禁冷汗淋漓——作为一名老百姓，落在贪官污吏或恶霸地痞手里固然是惨事，但旅行投宿落在梁山好汉所开的店里，岂不也万分恐怖？《水浒》不反“当今皇帝”，这是无可辩驳的；但《水浒》中的好汉们征方腊，究竟有多大的“不对”？方腊究竟好在哪里？其所作所为究竟给当地的黎民百姓带来了多少好处？恐怕是一个可以讨论（而不是不容讨论）的学术问题。方腊取胜，不也就是一个“当今皇帝”？他若任命一个太尉，也一定要从一己的好恶出发，未必就比高俅辈强。宋江等征灭方腊，也无非是扑灭了一个潜在的新皇帝罢了。
“红学”前辈周汝昌先生有个观点，认为曹雪芹在艺术构思上受了《水浒》很大的影响，《石头记》（即《红楼梦》）最后也是要为“脂粉英雄”立榜的，不过那是《情榜》，也是十二人一组，先三十六，再七十二，整个儿也是一百零八之数，只可惜现在这部分草稿已然失传。这有一定道理。虽然艺术上有这种承继关系，思想内涵上，《红楼》却与《水浒》大相径庭，《红楼》不仅蔑视皇帝、痛诋“国贼禄蠹”，而且不以成败，也不以出身地位的尊卑贵贱论英雄，在曹雪芹笔下，个体生命，尤其是女奴的个体生命，闪烁着生命的尊严，并且通过主人公贾宝玉之口，公开发出了“世法平等”的呼吁，读来令人深思，使人振奋。当然，《水浒》比《红楼》要早四百多年，时代不同，我们不好硬比，更不能苛求。《红楼》之所以有“人本位”（个体生命本位）的思想萌芽，之所以连刘姥姥的外孙子板儿，以及偶一闪现的农村纺线女“二丫头”，笔下都充满着呵护爱怜、尊重祝福之情，那是因为时代已经发展到了那一步，而作者曹雪芹又自觉地站到了时代思潮（或者说是潜思潮）的前列。
我经常翻阅《红楼》，一再反刍，好比是终身好友，与之亲密无间，而对于《水浒》，我懂得那是一本必读书，是一种不能不知晓的常识，好比是随时可去求教的严师，就我这个体生命而言，远“水”近“红”是一种性格的必然吧！
伦敦弘红记
因为看到拙著《红楼三钗之谜》，英中文化协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四家机构邀我去作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报告，我虽不才，但人家确实是出于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雅意，便高兴地取道巴黎，乘坐高速列车，仅用三个小时，就穿过海底隧道，抵达了伦敦。甫下火车，在驶往下榻处的汽车上，东道主就把他们安排的活动日程表拿给我征求意见，上面除了我的演讲、欢迎酒会等节目外，最突出的就是去斯特拉特福参观莎士比亚故居，并在泰晤士河畔的环球剧场观看葡萄牙剧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演讲，对象是汉学家和博士生，无需翻译，且可从容讨论。我把自己书里的一个看法强调出来：在中国，莎士比亚及他的主要剧作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已进入了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们的常识范畴，在大学里，即使是理工科的学生，如不知道莎士比亚或说不出至少一个莎剧剧名，也会遭到讥笑。但是反过来，在英国，曹雪芹和《红楼梦》不仅未能融入其普通人的常识范畴，就是大学里的文科生，只要其专业不是中国古典文学，不知道曹雪芹和《红楼梦》也是一桩无所谓的事。两种文明里旗鼓相当的文豪巨著，在交流中却不能获得等量的效应，原因何在？有否纠正这一偏差的可能？我在中国只是一个非专业的《红楼梦》研究者，我的“红学”论著更仅是一家之言，到英国的演讲由于时间的限制怎可能把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伟大充分地阐释？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人不应放弃哪怕是最小的机会，去向外国人弘扬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伟大，使他们起码要懂得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高峰，而且至今仍滋养着中国的新一代文化人，他们即使一时还难以获得阅读译文的快感，难以理解那文本里丰富的中华文化的内涵，也至少应该一听到曹雪芹和《红楼梦》便肃然起敬，犹如许多中国人其实并不能从阅读莎士比亚剧作与十四行诗的译文里获得乐趣，甚至连观看劳伦斯·奥利佛主演的《王子复仇记》那样的电影也觉得枯燥，却绝对还是要把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这样的符码嵌入到自己的常识结构里，丝毫不敢大意一样。奥地利出生的汉学家傅熊认为，中文的《红楼梦》迄今所通行的是一个不好的版本，而英文等西方文字的译本却几乎都以这个糟糕的中文版本为依据，他建议中国的“红学”界应致力于整理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曹雪芹的八十回善本来，加以推广，使之取代现在的通行本。这是很内行的意见，现引用于此，供国内专业“红学”家们参考。
英中协会组织的一场演讲规模大了许多，一百多个座位坐满后，还有二十多位来宾始终站着听讲，令我非常感动。绝大多数金发碧眼的听众不懂中文，需要翻译，我传递信息的时间，等于只有上一场的一半；上一场的听众用不着从ＡＢＣ说起，这一场我可怎么用最简洁的话语，把他们引入对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神往？虽经过很充分的准备，开讲时仍惴惴不安。结果却效果很好。这大半也倚赖荷兰出生的汉学家贺麦晓那流畅而生动的翻译。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话题翻译起来实在难上加难，一句“春梦随云散”，中、英文的修养都得很高才能随口道出而听众憬然。我在演讲中号召大家都去寻找一本《龙之帝国》，该书著者为英国人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ＩＮＳＴＯＮ，书的英文名字为《ＤＲＡＧＯＮ’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ＫＩＮＧＤＯＭ》，１８７４年由ＤＯＵＧＬＡＳ出版社出版，黄色封面上有黄龙图案，大于３２开小于１６开，厚约３厘米，在该书第５３页上，有关于曹雪芹偷听英国人腓立普与其父曹 讲谈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被发现后遭责罚的内容。此书在中国“文革”前至少有两家图书馆收藏过，至少有三位过目者，其中一位还曾抄记过卡片，１９８２年此事曾在中国报刊上揭橥，但后来一直未能再找到该书，一些人对有过这本书产生了怀疑，寻找的热情也便消退至冰点。我以为有关这本书的信息不可能是伪造的。中国经历过“文革”等劫难，像这样的英文老书幸存的可能性确实接近于零。但英国的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说不定在哪个尘封的角落里就还静静地存在着它。这本书里的那段文字，也许还并不能使我们作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受到过莎士比亚戏剧影响的结论，但那至少是一段趣闻佳话，发动找书而且能坐实其事，必能增进一般英国人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兴趣。这场演讲后来的听众提问和我与听众的讨论也很热烈，而且那讨论一直延续到晚上的酒会，其中一个提问是：“《红楼梦》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影响究竟如何？一些中国作家并不能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可是他们说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家作品却是西方的，这是为什么？翻译西方文学的中国翻译家的文字，是否比《红楼梦》这样的母语原创文本，对某些中国当代写作者更具有潜在的影响力？”这问题很尖锐，却很严肃，一时很难梳理出能使自己和别人都首肯的答案来。
今夏的伦敦之行，令我兴奋，且欣喜——尽管我的演讲只是两滴雨水，但能使英国听众多少尝到点曹雪芹与《红楼梦》那浩瀚海洋的滋味，吾愿足矣！
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1）
——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我少年时代住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钱粮胡同。胡同东口外过了马路，当时有家书店。大约是１９５４年，我十二岁的时候，我从那家书店买了一本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拿回家中。那时家里经常“纵容”我买书，不过，我买回家的，大多是比如《安徒生童话选》、《铁木尔的伙伴》（前苏联儿童文学名家盖达尔的代表作）一类的适合于我那种年龄阅读的书。以十二岁的年龄买回并阅读《红楼梦新证》，脱出自身来客观评议，实属咄咄怪事，且不足为训。但我确实兴致勃勃地买了它。我生在一个父母兄姊皆喜读喜谈《红楼梦》的家庭。父母对我的课外阅读是有所禁制的，比如我都满十八岁了，他们仍不赞成我觅《金瓶梅》一阅，哪怕是“洁本”。可是我十一岁时，他们便由我从他们书架上取下《红楼梦》去“瞎翻”。我在钱粮胡同口外那家书店见到厚厚的《新证》时，其实连“新证”二字何意也弄不懂，从书架上抽出的起初，也只是觉得书前所附的“红楼梦人物想象图”很奇特，竟与我家所有的那种“护花主人”及“大某山民”的“增评补图”的版本上，由改琦所绘的那种绣像大异其趣。再稍微翻翻，便看到了书中关于贾赦的描写之所以“不通”，实在是由于贾政的原型，乃是贾赦原型的弟弟，过继到书中贾母原型这边，才成为了“荣国府”的老爷，他与贾母原无血缘关系，所以相互间才不仅冷淡，且时有紧张……贾赦与贾母根本连过继关系全无，乃是另院别府的一家人，所以书中生把他们写成一家，才落下那么多“破绽”，等等，这些考证，使我恍若在读侦探小说，因此一时冲动，便将书买回了家。家里人起初责我“乱买书”，及至听我把“贾赦根本不是贾母儿子”等吹了一通，分别拿去翻阅了，这才不再怪罪我了。我提起这桩往事，似有夸耀自己早慧之嫌，但真实的情况是，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并不能耐心把这本书读完，特别是“史料编年”部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红楼梦》都只是保持着一种“朴素的爱好”，即使也翻阅一些关于“红学”的书籍，都只是“看热闹”，何谓“红学”，那实在是懵然茫然。
四十三年前所买的那本《新证》，现在竟还可在我的书橱中找到。只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页与六面文字，后面亦少了几页与封底。这是家中与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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