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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欠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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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为什么我把这当好戏看了。当然，也有人等着看好戏。
后面来的车堵在后面，我很难退，我右边的那辆车也退不了，更进不得。他的右边是几寸高的花圃隔离带。
那家伙的车子可以退，他只要退一米两米，我们就可以从空隙中过去，大家就相安无事。
他不退，两只眼睛变成导弹发射器，无数颗装着生化武器的导弹飞向我，少数飞向其他与他对面的人。
真正的导弹我不怕，何况是虚拟的呢？况且我今早一心的晦气，我正想找谁沾一沾呢。
于是，我傻乎乎的坐在车上，一只脚顶着地面。我的一般经验是，和恶人斗时要傻，不能和他硬碰硬。
这世界因为强大而凶恶，或者是因为凶恶而强大的人比比皆是，不用弯腰就可以捡到这样的例子。
于是，我半开着嘴巴，假装无奈的看着对面的坐车子里的人。
我右边的那家伙没有战斗意志或者是急着要赶路，他把单车抬起来，从花圃上猛走几步，便放下他的车扬长而去了。
怪不得人们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其实，我知道，这时只要我的车子努力的后退半步，再往右往前靠就可以让这车过了的。可我不，我装傻。
以傻斗恶，咱试一试。
估计那家伙眼睛里射出的是带神经毒气的导弹，跟我一个方向的人多数纷纷踩着花圃走了，最后剩下我和几个单车上载有重物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想斗了，正要自己走自己的，那家伙不识时务的伸出他的头，破口嚷嚷：
“欠揍啊？让不让开？！”
我忍气吞声：
“怎么让？”原来的傻样估计没了，露出的应该是正常人的表情。
“你眼瞎了啊？往这边走就不行了？”他开始面红耳赤。
“你嘴巴干净点，这路又不是你家的，你走的又是非机动车道。”我历来怕恶人，心里不服气，总想斗一斗，事到临头又退缩了。不过，嘴巴再坚持一下吧，谁叫他刚才说话太难听呢？
“你再说一句？”他已经下车，一根手指直直的指向我，配合这一系列动作的是他把自己的车门关得轰轰作响。
估计车子不是他的，是公家之类的。
事情到这个地步，我也不能都怕了他。我把我那破烂单车支好，双手叉腰。
动物界里的各种动物在临战前就没这个叉腰动作，它们不是四蹄刨地就是硬角顶上要么就是露出两排凶悍的门牙。
我除了叉腰表示自己还有一点战斗力外，摆不出更好的架势。
“有小车了不起啊？就不用讲理了？”有人在我身后出声了，我回头感激的看了他一眼，那是一条壮汉。我精神大振，一只手离开腰部，同样指着那家伙的鼻子。
那家伙突然不再作声，退回车内，掏出他的“大哥大”，阴险万分的拔号。
不知道他给自己台阶下还是给我台阶下，我趋势从他身边溜过。那个帮我说话的哥们也跟在我后面离开了战场。
我不怕什么，就怕他叫来几个街边混混。那年头，要把一个人收拾得浑身是伤，一顿大餐外加卡拉OK再加*按摩请来几个小子就能搞定。
他们从来不怕惹事。
我更怕的是他叫来警察。俗话说被流氓欺负了可以叫警察，被警察欺负了该叫谁？所以，一般地说，我更怕警察。
事情就是这么着，他有车子，占的地面够多，排放的废气比我多，于是，我就“欠揍”了。
去做事的那家公司路上，还得小心另外一种障碍：那就是“缓冲带”。这是一种突出路面两三寸高的东西，它们被固定在真正的路面之上。为的是不让非机动车道上的车不要跑得那么快，好让缓冲带另一侧大门里进出的车更安全些。
这类设施很多，多到有时不到一公里就碰上三五处。当我以为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时，便发现大门前能做这个缓冲带的绝不是一般的机构。如果是出于好意做这些，那为什么学校大门前就没有呢？那些进进出出的学生更多，个子更小肉更嫩呢。还有那些小区大门前，市场大门前都没有那些在非机动车道上横着的缓冲带呢？
能把这个摆设弄在非机动车道的都是出了事、需要承担责任却不便道出具体名称的、经常被称为“有关部门”的部门。总之是那些有权力抓人罚人停电拦路要钱的部门。
如果他们那些老爷怕车速过快可以缓冲自己呀，为什么缓冲别人呢？
事情就这么着，占有越少的人，越是理亏，越是欠揍。总得欠那些人的。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那么多占不有多的人遇到强人发恶时总是退让三舍？
人家不但占有大把的钱财，还占有头脑呢，一旦头脑都占有了，他们就开始拧绳子，开始感动。于是，我的头脑就欠着他们的头脑，非得经过统一头脑才觉得那些欠是合理的。
他们实在统一不了，就来横的赖的不要脸的。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合理，多么的符合历史规律，当到头来发现自己多么愚蠢时，又编出新的理由来糊弄我和一干象我一样占有极少的人，让我们觉得自己一直欠着他们的头脑。
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头脑啊，不然怎么从那么高的落差降下来一个又一个统一认识呢？
这世界要是能产生各种古怪想法的头脑也能统一，那放屁一定统一在先。不过，他们差不多做到了————那时候是饥荒遍地，你死我活。
可当你觉得自己冤了时，要为自己说话时，你又发现自己被权力代表了。
登峰造极。
第三章 假如地球也能吃
我这人有一点可以或明或暗的骄傲，就是书写曲线形的*数字的造诣可以叫长期苦练书法并以书法为荣的人前赴后继的惭愧，当我准备为这点自豪时，一看到自己写的那些“方块”字，便汗颜遍地：若是我的字写满一张纸平放在地上，乌鸦见了准会衔去做窝，老鼠见了也会拖进洞里给它的崽子安家。
这还算是好的，如果我把字写在铁板或木板上，那不把乌鸦和老鼠都骗了？累得它们拼命啄拼命啃。那真是镜中花水中月啊。
那些字象极了柔软的凌乱的草。
在数不清的纸上记没完没了的数字成了我的工作之后，鉴于别人看到那些数字的厌烦表情和我自己的羞愧心理，我便每天花另外的时间练写1234567890。直到有一天我把它们写得象射向月球的激光那么整齐划一，我才停止三个月如一日的训练。
其实，方块字的训练我从七岁那年就开始了的。
那可是山清水秀的地方，一条清澈的河流从两列高大的山系之间时快时慢的流出，它所经之处有浓郁的树木，有杂草丛生的山坡，有野花烂漫的山崖，有圆溜溜的石头，更有鸟语花香。
当它扭曲着身躯到达一大片坡度平缓的地面后，便从一片又一片盎然的乐意与水打交道的庄稼中唱着轻声的歌穿过。当它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时，我常常怅然若失：它流向哪里？它的旅途会有什么令我神往的景致？它在地平线最后隐约的影子，天和地之间，象美好的姑娘那朦胧的眼波。有时，泪水会悄然模糊我所见的一切。
我曾经追随它的流向奔跑了一段路程，可路况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可测。于是，我停下脚步，停下一个孩童的追寻，多少年后我才知道，某种远方的梦样的景象一直吸引着我，使我总以为最吸引人的境地在某个不知道的远方。
远方是不可到达的，它应该就在我停止呼吸的地方。
当我的呼吸越调越乱时，一口气喷到了纸上，一条墨迹随着气流突破线条围成的方框，企图流向更多的白纸。墨水总是太多，无论怎么轻，怎么惊心动魄的一点，都会把半个拇指甲大的方框填满。手忙脚乱的我，啊，估计轮不到脚乱，匆忙放下毛笔，想用手指去拦截那流动的墨迹，然而，无济于事。失望之下只好用手指头去擦了。谁知又把墨迹扩大，象河流在平地上散开，形成一片浅浅的水洼。
那被我扔在课桌上的毛笔又把粗糙的桌面弄得一片墨水，唉！
两根弯曲了的手指轻轻敲打这倒霉的桌子，我的目光惊慌的顺着这两根手指往上爬，看到了脸孔象挂在墙上那块黑板的老师。他眼睛射出的光很重，一开始便把我压得喘不了气。
“别紧张，慢慢来，好好练。”老师的话从鼻孔和嘴巴同时喷出，象一台永远面不改色不在乎春夏秋冬的蒸汽机，然后这台蒸汽机便化成一道背影拐到另一张桌子去了。
老师除了在黑板前讲话正常外，其余时间说的话几乎都是三个字，然后再加上更多的三个字。
所以，村里的大人叫他“三字经”，然后是小孩也跟着偷偷叫。
“你过来，跪下来，为什么？要骂人？伸手来，打九鞭！”下课时一群同学在教室前的球场上玩耍，如果有谁骂人，他就站在巨大的拱门下朝天伸直手指，可能嫌离天空还不够近，脚尖一顶，一颗超级的硬梆梆的两头尖的铁钉就这样完工了。
那学生委屈的过来，万分不情愿的跪在他面前，笔直的铁钉立即弯曲，另一只手从背后伸出来，啪的一下一根尺子打在学生的手掌心。九下，就九下，不多也不少。每打一下，都有三个字嘣出来，多年后回想起来真该把“三字经”奉为打击乐的祖宗。
啪！“操你妈！”
啪！“你敢骂？”
啪！“是他妈。”
啪！“你有妈。”
啪！“操你妈！”
啪！“你高兴？”
啪！“不是猪。”
啪！“都是人。”
啪！“都有妈！”
学生配合他的打击无声的往地上砸泪水，他则一个人独奏独唱，尺子打在人肉的声音和他自己的声音在拱门和墙壁之间回响，余音缭绕，直到今天偶尔还在耳边荡漾。
拱门似乎有三个或五个，不是两个或四个。老远看去，那些拱门比本身的两层楼的结构还要抢眼。它们大得我这辈子活到现在还没有机会碰到比例如此神妙的房子。
进入拱门是两米宽几十步长的走廊，走廊两头各有一个小门，走进任何一个小门都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里空荡荡的，经常飘浮着薄薄的小尘埃。一套木制的梯子非常大方地沿墙而上，拐了个直角的弯，通到二楼。
梯子可以让四个人并排行走，一般不必担心走在外面的会被挤掉。往上时，会发觉梯子坡度很缓，就是两脚直打颤的八十岁老太太也能咂巴干瘪的嘴巴白发飘飘的走上来。
一旦到达这里，呼吸突然顺畅无比，这里宽得象可以放一群牛！就在脚下，比人的身体还要宽的木板一块接一块紧密的接合在一起，新奇之外还让人觉得柔软。
让人容易兴奋的是朝着球场的那头，灰色的砖刚好砌到我的额头那么高，亮亮的天空在屋檐与墙头之间被夹成长方形，这个长方形把整个二楼照得满眼欣喜，就是有根头发掉进木板缝里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更不用说那些丁当作响令人神往的硬币了。
如果有玩伴还可以躲到几根大柱子后面玩躲迷藏，那些柱子有力的顶着屋顶，屋顶是由许多结实的大小木头作成大大小小的三角形架构的，灰黑色的瓦片就整齐的铺在木头和木片之上。
一些透明的玻璃制作的“亮瓦”距离均匀的排列在屋顶，这样二楼就更亮堂了。
很可惜，才一年级的我没机会在上面读书，但可以跑上来玩。
我听人们说，这楼是五十年代苏联人设计建成的，怪不得那些拱门和那些梯子比我后来所见过的都大方多了，瞧人家苏联人长得多高多大啊，特别是穿着挂满勋章的元帅将军服就更加了。
无论玩得多开心都会轻易的被写毛笔字这事一笔勾消。这个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要用毛笔最尖的那部分在半个拇指甲大的面积里与纸张摩擦，而毛笔不仅仅是毛笔，它还带令人讨厌的沾哪哪脏的墨水，而且还是黑色的墨水！
记得语文课本第一页就一句话：“毛主席万岁！”，第二页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一页一句话，一幅图。
于是，那些半个拇指甲大的方框被一次次按照重要顺序填上那些莫名其妙的字。人，党，国。当然，当时的我不什么知道这些字有什么过去的和现在的背景，只知道该排上万岁的东西是一定了不起的。尽管以后才知道从来就没有谁有本事活上万年。
如果仅仅是“语文”课用毛笔字还可以谅解“三字经”，可那叫“算术”的也得用毛笔！
算术作业本虽然是些横条条，没有被隔成小方框，可要在这类似人工灌溉渠道的横条里用毛笔写上数字，那些数字立即象冲破沟渠的朽木或杂草，多少活蹦乱跳的鱼虾被这些朽木和杂草挤得胆颤心惊的游泳啊。
在这种情境下，我只好羡慕那些能在半个指甲大的方框里自如书写的高年级同学了。他们写得整齐又漂亮，简直可以说鱼虾会多么喜欢那些字，简直可以说直接不用去田里插秧了。
插秧是一种可怕的劳动，时常是强烈的阳光下，近一尺深的粘乎乎的泥水里，一个好端端的人硬是把自己折成一个拱门，然后，这道拱门一边费劲的站稳，另一头则忙着分秧、插秧，喳！喳！喳！横成行，竖成列，距离还要合适！
我看那个“井”字是先人从插秧这个实践活动中发明创造出来的。
我看许多条壮汉和身材美好的女人就是被这插秧折腾成佝偻老头和佝偻老太的。
不插不行吗？有时我会问，可怜的七岁。
“不插吃屎啊？如果泥巴可以吃就不用种地了。”有人这样回答，至于是谁回答的，我已经没有印象了。
插田这事我干过，似乎是因为好奇。我把头弯到膝盖以下，十分钟后就会天旋地转，分不清前后左右，也弄不明白该用手捏秧还是用脚捏秧，屁股痒了不知用手去挠还是用脚去挠，老实说，那时候几乎分不清手和脚的差别。
偏偏这时候，那太阳热烈得要掉下来了，怪不得这时有人说“这日头真毒！”。
最难受的是汗水流进眼睛，擦吧手又沾满泥水，不擦吧汗水弄得眼睛睁不开，于是，只好拼命眨眼睛，不行又是手臂来擦眼睛。眼前一片模糊！
当休息的命令传进差不多失去知觉的耳朵里时，我费劲的一点点重新把自己的拱门状态恢复到直立的毛笔形态，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分钟或是更长的时间。
在那鳄鱼也难翻身的水田里行走是件困难的事，何况是腰酸腿麻的七岁的我？当我到达那类似海岸般重要的田埂时，便直接把自己扔在田埂上，躺得象一万年都不愿意动一动的死尸。
这绝不是人干的活，至少不是我该干的，我沮丧的想。于是，躺在烈日下、潮湿而又坚硬的田埂上的我展开了幻想，期待有什么能代替这折磨人的活：
某种能插秧的机器，为什么没有呢？
为什么要插秧呢？站着直接把种子抛在指定的位置就不行了？
最好有什么能代替五谷杂粮，又大又好吃又多又不用那么苦那么累的，比如象南瓜一样大的花生。
南瓜多好啊，种子撒哪儿它就长哪儿，而且是直着腰来撒的，根本不用把自己弯成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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