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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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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情景被容闳看到了，送别的伤感容闳见得多了，其实在他的一生中，总是在与亲人的不断离别中度过，因而，他当然比一般人把离别看得平淡一些。他笑着走过来对谭伯邨说：“怎么，舍不得把贤婿送给我？”
谭伯邨赶紧说：“容大人误会了，我是高兴啊。大人能看上天佑，那是他的福气，我哪敢舍不得呀，感谢还来不及呢。”
容闳故意疑惑地冲着谭伯邨点了点头道：“那你为什么不叫天佑的父亲出具甘结呢？上次不是说好这次要带孩子生父亲自出具的甘结吗？”
这一下倒是提醒了谭伯邨，他突然想起了甘结的事，心想自己真是给搞糊涂了，怎么连甘结这样的关键事情都给忘了呢？他在那儿愕然了好一会儿，这才想起在广州时，詹兴藩亲手把甘结交给他，他为了慎重起见，将甘结叠好，严实地放在裤腰的涵洞里，那地方平时做生意时是放银票之处。他很不好意思地说：“唉哟，怎么把这么大的事给忘了呢？容大人，您等等，我马上给您拿来！”
容闳看到谭伯邨那紧张而狼狈的样子，内心不禁觉得好笑起来。
谭伯邨独自一个跑到一个偏静处，解开裤腰带，从裤腰的涵洞里取出詹兴藩出具的甘结，把裤腰重新勒紧，急匆匆地跑回到容闳跟前，双手呈上甘结道：“容大人，这是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亲自出具的甘结，请查收。”
容闳展开甘结，认真审看着其中的内容，看到还算符合要求，于是则过脸问詹天佑：“这是你父亲亲自出具的甘结吗？”
詹天佑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容闳对谭伯邨说：“贤乡亲，你现在可以回去了，把天佑留下，转告他的家人，尽可以放心！刚才这孩子叮嘱你帮他照顾好妹妹，你可要记得哟。”容闳说着，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谭伯邨告别了詹天佑和容闳，先回广州把情况告诉了詹兴藩夫妇，然后回到香山家中，看到四岁的女儿谭菊珍那么活泼可爱，心中甜丝丝的。
数日之后，二十五名幼童到齐，容闳带着大家一起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轮，行经南海、东海，顺利到达上海。
容闳带着两个仆从，一路上约束着这二十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因为大都来自乡下或市井之间，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又都没有亲人陪伴，都是第一次离家远行，在他们心中，自己现在能够唯一依靠的就是眼前这位被他们的家长称为“容大人”的人，如果说真要算见过世面的话，在广州西关长大的詹天佑可以算上一个。家长在香港送别是，每一位都是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们听容大人的话，这在孩子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而容闳每一句话对孩子们来说都是奉若圣旨。容闳毕竟是受过美式教育的人，有较为开放的教育观念，从香港到上海的旅程中，为了排解孩子们的思亲之苦，他曾经尝试过平等地与孩子们交谈，但只要他一开口讲话，孩子们都只是瞪着眼睛听，没有语言上的任何回应，他知道这与孩子们平时在私熟读书时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有关，因而只得让这些孩子们彼此之间相互去沟通，他倒成了一个只能与仆从交谈的闲人。还好，这些孩子最小的也有十足岁，大的则有十五岁，都有生活自理能力，所以，一路上容闳和两位仆从并没有感到太多的辛苦。
火轮停靠在上海的码头，上海这边已经有人在接应。孩子们的行李都集中放在一起，由两位仆人与接应官安排杂役搬运，容闳因为有官员身份，有一个四人抬的轿子在接他，这样，前面有兵弁开道，容闳和前来接应的幼童出洋肄业局官员刘开成各坐一顶四人抬的轿子，仆从、杂役和孩子们自觉地排成两行跟在后面，直接向设在上海山东路的“出洋幼童肄业局”奔去，二十五个少年形成一个有秩序的队伍走在上海街头，还真是很有些气势，孩子们脸上难得露出少有的轻松之态或笑脸。
上海是一座比广州要年轻得多的城市，市区原是长江口吴淞江下游的一个渔村，至唐宋时期逐渐成为繁华的港口。南宋时期（1265…1274年）建上海镇，因黄浦江西的上海浦得名。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经元朝廷批准，1292年正式分设上海县，为江苏省松江府属县。清朝康熙年间，政府在上海设立海关，鸦片战争前后，这里商贾云集，街市繁华，鸦片战争后，上海与广州、福州、夏门、宁波被辟为对外“五口通商口岸”，来自江苏、浙江等地的商人聚集营生，大大推动了上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各口岸的发展过程中有后来居上之势。英法等国在上海城南区开辟公共租界，中西文化在这里交汇。沿街望去，骑楼商铺林立，远处万国旗高高飘扬，有些建筑物前还不时能看到大清王朝的龙旗——三角形的旗面，一条昂首飞龙绣在旗面上。满街市摆摊测字算卦的、耍猴把戏的、修脚理发的，这一簇那一簇。有些孩子感到好奇，会时不时地与身边的同伴比划着，谈论着，而对詹天佑来说，这些情景在他的故乡广州西关一带那是再平常不过了，因而他没有其他孩子那么兴奋，而是非常镇定地一路行走在队伍中。。 最好的txt下载网
曾督血忱（二）
位于上海山东路的“幼童出洋肄业局”实际上是一所幼童出洋留学的预备学校，早在上一年就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会奏朝廷批准设立。在容闳的建议下，曾国藩对首批派出幼童出洋留学的计划是这样的：总共预计选派一百二十名，幼童年龄为十二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在后来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容闳根据报名的情况作了调整，最小的只有十岁，大的则有十六岁），从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分四年先后四期派出，每期选派三十名。在上海设“出洋幼童肄业局”，这既是一个招考机构，也是一个幼童出洋留学的预备学校。生源主要是从愿意选送子弟出国的满汉子弟中选拔。肄业局的负责人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具奏朝廷任命三位官员为委员，其中刑部主事陈兰彬为护送幼童出国之正委员（名为监督）、容闳为副委员（名为副监督），曾国藩的幕僚刘开成为负责国内招录和培训幼童的委员，是预备学校的校长。预备学校的副校长叫吴子石，有三名中文教习，三名英文教习（都是会讲英语的中国人。当时沿海有些城市少数人在与外国人通商的过程中自学了一些外语，同时，清政府在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为了培训熟悉洋务的人才，在其下设立同文馆，开始叫英文馆，后来加开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项，因而改名为同文馆，主要招收五品官以下的三十岁以下满汉年轻低级官吏入学，这些人学成之后就派往各处当教习）。三名朝廷委员都有正式官阶，其中陈兰彬属于朝官，是正统的科举进士出身，为四品衔的刑部主事，官阶和资格比容闳要高，在守旧派官僚中有一定影响，因为思想相对开放，对洋务有一定兴趣，为了让朝廷那些反对派不致于因为倡导者容闳的国外教育背景而过渡干预，曾国藩就推荐了他当护送幼童出洋的正委员。由于整个计划是容闳提出来的，所以容闳就实际上把第一期的招生和护送两项任务双肩挑起。
很快，容闳一行来到了出洋幼童肄业局门前。容、刘二人从轿子里出来后，刘开成的副手吴子石示意大家跟着他们往里走，孩子们鱼贯而入，来到一个大课室，里面已经坐着上海原来报名的五名幼童，这五个孩子都礼貌地站在那儿迎接新来的同伴，刘开成和容闳等官员和教习也一同进来。刘开成让幼童们各自坐下，幼童们很快整齐地坐了下来。
刘开成是一个中年人，他的那顶官帽显示他与容闳的官阶差不多，他站到讲台正中，对容闳点了点头，足足望了坐在下面的幼童们有半分钟之久，气氛似乎一下子凝重起来。刘开成向着孩子们开口道：“诸位学童，选派幼童出洋肄业是皇太后、皇上体察我大清国势维艰、急需熟悉西洋技艺人才而恩准的一项事关家国家未来的宏伟大业，开我中华文明史上亘古未有之先河。出洋肄业局之成立来之不易，前有容大人几近二十年的奔走呼吁，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期间，曾督（曾国藩）痛定思痛，与巡抚丁大人（丁日昌）等将容大人拟就之选派幼童出洋肄业之计划上奏皇太后、皇上。受朝廷之命，三年来，曾督、李督（李鸿章）耽精竭虑，往复谋划，终有肄业局之今日。本官深知各位受父兄之深望，报名参加出洋肄业考试，不惮重洋万里，长别至亲骨肉，其精神志气深可嘉也。”
刘开成停了下来，看了看容闳和各位教习，又看了看台下那三十张稚嫩的脸，清了清喉咙，这时，一个仆役递上一盅茶，刘开成轻轻地呷了一口，又把茶盅递回给仆人。刘开成满脸的庄严让在场的所有人无不感到有些沉重。他几次欲言又止，眼圈中明明可以看到闪闪的泪花，自古有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一个经历过世事沧桑的老成男子呢。容闳心里特别咯噔一下，或者是心灵感应，他不自觉地想到了曾国藩，刘开成是曾国藩的幕僚，跟随曾国藩多年，能让他这位老成书生动情的除了曾国藩还会有谁呢？容闳在赴香港招生前就听说曾国藩身染沉疴，但心想他才刚过花甲之年，应不致有大碍。在香港招满二十五名幼童时，容闳曾飞书到江宁（南京）将报名情况报告给曾国藩，本来容闳已想好在上海安顿好孩子们后，就到江宁向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问安，并报告幼童出洋肄业之新进展。刘开成终于用沉重的声音说道：“一个多月前，在开春二月初，本官前往江宁探看曾督的时候，曾督虽沉疴在身，仍心系幼童出洋肄业之事。并再三叮嘱本官要尽心局务，与陈、容二大人合力同心，落实幼童出洋肄业之事。即使在弥留之际，他也拉着本官的手，要我向诸生转告，外强四环，国家积弱，终不免受人欺凌，两次鸦战之痛不能忘，天津教案之辱要切记，大清中兴，正为用人之秋，兴国安邦，要知彼知己，将来诸生出洋肄业，务必用心向学，回来报效朝廷，以我中华之礼仪，合彼进步之技艺，用于国家，必致民富国强。曾督对诸生有厚望焉！”他又停了一会儿，用那种有点伤感的沙哑语气说：“曾督一片血忱，诸生切切铭感于心！”
刘开成以他特有的方式，把曾国藩一个多月前在江宁任上去世的消息告诉容闳和这些刚刚会集的三十个孩子，在刘开成说话的过程中，不免受到他的情绪影响，刘开成如梗在喉的沙哑之声使得有的幼童也被感动得伤心落泪，还偶闻有抽泣之声，现场虽未出现如丧考妣的恸哭，但沉闷的氛围使得每一个人都无法放松心情。詹天佑坐在同伴们中间，他的内心也和大家一样沉重，但他却没有把忧伤表现到脸上。
曾国藩之于容闳，可谓有知遇之恩，因为容闳近几个月来一直在香港招选报名幼童，对曾国藩去世的消息竟然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心中其实比任何人都不好受，说到对曾国藩感情之深，他绝不亚于刘开成，但他毕竟见多识广，完成曾国藩未竟之事业的想法显然胜过了对曾国藩去世消息的感伤。他极力克制住自己，使自己不要随刘开成的情绪而起伏，但最后还是顶不住，当刘开成问容闳有无话讲时，他竟然有些惊慌失措，只得摇头摆手。
如果这算是幼童们到上海肄业局上的第一堂课的话，我想这堂课留给了幼童们的心中永远的烙印。对詹天佑而言，这已是近期心灵的第六次洗礼了，第一次是母亲陈娇听到自己通过报名消息时躲在房中落泪的情景，第二次是宗亲们在他家*的情景，第三次是父亲书写甘结前跪拜祖宗牌位的情景，第四次是家人在广州天字码头送别的情景，第五次是未来丈人谭伯邨在香港道别的情景，第六次就是眼前的情景，而以眼前这情景对他内心的震撼最为强烈，看到刘开成提起曾国藩那伤心悲痛的样子，他这才意识到，在这世界上，除了血亲之外，还有让他感恩的人，也许这个人他一辈子都见不到。
申城报捷（一）
上海的历史如果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先属吴，后属越，再属楚。楚孝王时，封他的相国黄歇为春申君（为当时名满天下的四君子之一），封地就是位于长江口入海处的上海一带。后来，上海建城之后，人们就将上海简称为申，因而上海又叫申城。幼童们对于这类知识并不陌生，因为旧时私塾老师讲天文地理时，都会说到这些故事或知识。可是，现在三十多个孩子聚在一起，并不是来探讨上海的历史或者中国的历史的，他们的目标是出洋，要学红毛话，要学机艺，所以，孩子们更多的是在想象花旗国在什么地方，那里的人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讲什么话，做什么事。其实，正是这座申城，成了这些孩子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这些稚气尝浓的孩子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国家和民族一部分新的历史。
少年的活泼好动让幼童出洋肄业局的官员不敢掉以轻心，更何况是三十个充满活力的青春少年，别看这些孩子初来乍到，好象还算乖顺，说不定里面猛不丁地冒出一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来也未可知，虽然说是他们的家长都出具了不要朝廷负责生死的甘结，但派出幼童出洋肄业在当时可是一件事关国家的大事，更何况督办此事的曾国藩、李鸿章可是权倾一时的领袖人物，曾国藩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威望和影响还在。为了确保对幼童们管束的万无一失，从官员、教习到仆役，人人脑中都是绷紧着一根弦，所以，这些孩子们一被安顿好就进入到封闭性管理的状态，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完毕就跟着汉文教习诵读康熙皇帝留下的《圣谕广训》，这是当时官私学堂每一个学生必备的功课，是当年康熙帝为了训导官员和民众的语录，康熙之后的历代皇帝都将此视为劝化国民的圭臬。
只有十六句，诵读并不困难：
敦孝弟以重人伦
笃宗族以昭雍穆
和乡党以息争讼
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
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
息诬告以全善良
诫匿逃以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
解雠忿以重身命
幼童们对这些语句早在家乡读私熟时都烂熟于心，所以每天跟着汉文教习诵读时不用看书，都能朗朗上口。对这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詹天佑虽略感枯乏，但内心并不拒绝，即使是读过万遍，只要是教习要求的，每一次诵读他都是一丝不苟。
读完《圣谕广训》之后，再吃早餐，考虑到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广东，仆役们还在容闳的提醒下做了不少适合广东人口味的早点。上午是英文教习教英文字母，这些孩子的英文基础参差不齐，有的在英文学校读过几年书，略通一些口语和简单的词句，有的则完全没有接触过英语，象詹天佑这样就没有学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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