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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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工会怎么办？有近千万的工人群众参加团结工会造反，是保留还是取消团结工会？是维持还是改组濒临瓦解的亲当局的传统工会？军管当局迟迟拿不出答案。直至1982年10月，议会才通过以“零点选择”为出发点的工会法，取缔团结工会，解散原有的传统工会，规定了组织新工会的条件。直到1984年才成立了支持当局的波兰全国工会协议会（全波工协）。对于团结工会会员，雅鲁泽尔斯基主张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孤立和惩处极端分子，对群众既往不咎。他提出的口号是：不问你来自何方，只问你走向哪里。

第一章　波兰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5）
党怎么办？有人主张或者中止活动，或者解散并重建*。雅鲁泽尔斯基不同意这两种意见，他认为党应沿用原有的名称，应同前任领导集团的错误和罪过划清界限，不能恢复1980年8月以前的“恶劣的执政方法”。他试图继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优良传统，赋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一个新的面貌。他的口号是：党还是原来的那个党，但不是原来那样的党。
　　九大路线怎么办？还要不要“谅解”、“革新”和经济改革？雅鲁泽尔斯基的回答是，要借助军管为实行九大路线和推进经济改革创造出一个安定的有秩序的社会环境。针对党政高官的违法乱纪和官僚主义，他倡议成立国务法庭和宪法法庭；为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尊重民意，他倡议在党政最高领导部门成立各种咨询委员会；为了动员和团结社会大多数，分化、瓦解反对派和消除团结工会的影响，他倡议掀起民族复兴爱国运动，成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
　　可以说，雅鲁泽尔斯基领导的军管班底为取消军管绞尽了脑汁。当1983年7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宣布取消军管时，当他声言军管已完成为国家“复兴创造条件”的使命时，他深知军管只达到了“制止危险趋势”的基本目标，却未能克服经济中的危机现象。他告诫说，前面的道路“并不是笔直、平坦和安全的”，“不会从明天开始就会出现奇迹”，“轻率的乐观主义不是最好的顾问”。
　　徐：从1983年7月军管结束到1987年11月波兰的政治经济生活进入了恢复时期，同军管前比较，政局相对稳定。这几年您正在使馆工作，请您谈谈对当时局势的看法。
　　刘：我想首先介绍一下雅鲁泽尔斯基对军管后的波兰局势的看法，当时他概括为三句话：危险的趋势已经制止，正常的生活尚未恢复，危险的局势远未扭转。我觉得他的概括是贴近实际的。
　　为了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雅鲁泽尔斯基坚持走民族和解和体制改革之路，做了几件想办而又能办的事。1985年顺利地完成了第九届议会的选举，1986年成功地召开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波兰的政治生活逐步地走向正常化。与此同时全波工协和民族复兴爱国运动也向前发展了，团结工会地下活动的影响也在削弱，社会的相对稳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相对的稳定并不等于*的根源已经彻底根除。波兰历史学家的判断是：当时波兰的局势“没有出路。当局虽然制止了社会上群众性的反抗，但并未能消灭反抗。虽然掌握着能够捕灭任何抗议的实力，但无法引导国家摆脱日渐加重的衰落。社会不满的原因不仅存在，而且仍在加深，群众性的反抗随时随地都可能突然爆发”。另一方面，“社会已经困倦、分裂和失望。反对派的精英们的影响范围有限，既难于提出可以摆脱僵局的现实的纲领，也难于把业已分裂的社会重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可见，在恢复时期，朝野两大势力的对峙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之中。
　　徐：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几件影响波兰形势发展变化的大事。有波别乌什科神父事件，还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问波兰时公开干涉波兰的内政，尤其是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引发的宗教狂热。这些事件对波兰形势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刘：这些事件的最终结果就是有利于团结工会的复苏。1984年10月19日，内务部警察制造了绑架和杀害波别乌什科神父事件。相对稳定中的社会平静被这一突发事件打碎了。执法者公然践踏法纪，引起社会的震惊和愤怒。波兰各地群众打出团结工会的旗帜，成群结队地前来华沙参加被害神父的葬礼。瓦文萨在葬礼上公开讲话，强调被害神父是为团结工会献出了生命，可告慰死者的是“团结工会还活在世上”。当局虽然调动大批警力监督葬礼现场，但未干预。神父的葬礼证实，团结工会对社会的影响并未因军管而消失，团结工会的支持者动员起来了，不仅表明其存在，而且显示其力量。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波兰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6）
波兰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他的“新思维”和他对东欧国家政策的变化，开始对波兰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在1986年和1987年之交，波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逐步缓和。波兰为了同西方国家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容忍了西方一些国家领导人在访问波兰时干涉波兰内政的做法。西方国家访波代表团，在正式日程外还特地安排会见瓦文萨，邀请团结工会领导人和反对派人士出席使馆的招待会，和向被害神父墓献花圈。这三项活动几乎成为西方来访者的必修功课，成为西方国家压波兰当局向团结工会让步的新方式。波兰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无可奈何。
　　1987年6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第三次回到波兰访问，再次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并为团结工会表示其存在提供了机会。利用教皇即将来访的时机，瓦文萨在华沙邀请新闻、经济、法律、文化各界代表数十人聚会，发表声明要求独立和*，同时希望教皇访问能够“推动解决波兰最困难的问题”。波兰教会的主教团也一再呼吁通过“对话”克服社会危机。访问期间，教皇所到之处，聚集的群众高呼“团结”、“团结”的口号，向教皇致敬，向当局示威。这次访问的结果，波兰统一工人党认为“*更活跃了”。历史学家的评估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社会的希望”。
　　显然，在朝野两大势力僵持期间，局势虽然全在当局的掌控之中，但团结工会的思潮和影响远未肃清，蛰伏的*仍在伺机而动。他们因得到西方的公然支助而有恃无恐。
　　徐：但此时，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推行“改革的第二阶段”时却走了一着险棋。
　　刘：对。此时的执政当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反对派的影响。在推行“改革的第二阶段”时，确实走了一着险棋。这招险棋就是全民公决。事实证明，这招棋走错了。
　　1987年年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改革的第二阶段”的口号。为了争取社会的同意和显示改革政策的公开性，并把党的主张变成全民的意志，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就改革的速度和深度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当局试图借鉴1946年全民公决的经验，却忽视了今昔社会情绪的变化。规定了公决的高门槛，赞成票必须超过有权投票人的半数，而不是实际投票人的半数。1987年11月20日举行公决。由于团结工会号召“抵制公决”，结果这次公决出乎意料地失败了。酝酿半年之久的关于价格体制的“根本改革”和“一步到位”的设想立即夭折。这是执政当局的“一次失误”。
　　这次公决的失败，为波兰军管后局势的相对稳定时期画上了句号。
　　徐：在军管后的相对稳定时期，波兰的经济形势如何，是否有好转和发展？
　　刘：取消军管后，雅鲁泽尔斯基说过“危险的局势远未扭转”，我认为这一论断就包括他对波兰经济形势的认识。7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军管及其后数年，波兰的经济形势没有出现根本的好转，仍然存在着三个老大难问题。
　　首先，经济陷于长期的停滞，缺乏发展的活力和动力。1980年至1981年的经济危机使波兰经济大倒退。1983年后虽然开始逐渐走出低谷，但回升速度极其缓慢，到1988年，创造的国民收入只接近危机前1978年的。其次，长期形成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短缺局面始终扭转不过来。市场商品匮乏，供应紧张，物价连年上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1987年通膨率为26％，1988年上升到60％。再次，是难以忍受的债务负担压得波兰喘不过气来。从1971年到1987年，波兰总共借入自由外汇债务475亿美元，同一时期归还债务本息506亿美元，债务余额仍有392亿美元。1981年底，由于西方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波兰不能借入新债，但负债额却因利息转为本金和美元贬值而年年增加，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间，债务要以每年33亿美元的速度自行增多。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经济酷似一位久病卧床的患者，需要的是输血，而不是抽血，但偿还外债本息正像是抽掉病人身上的血液一样。。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章　波兰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7）
面对灾难性的经济形势和尚未理顺的民心，1987年底全民公决失利后，波兰统一工人党推行的经济改革陷入了前进有险阻，后退无出路的困境。
　　徐：1987年全民公决失利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取向如何？既然是后退无出路，又怎样去克服前进中的险阻呢？在这之后波兰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以何种形式实现的？
　　刘：毫无疑问，公决的失利促使波兰统一工人党进一步反思军管以来的成败得失。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尚未立即发生变化，仍决心冒着风险推行“第二阶段改革”，只是把“一步到位”改为“三年到位”，并于1988年2月出台了所谓的新的价格改革方案。
　　此次提价是实行“战时状态”以来的第七次提价。社会的最初反应并不强烈，但未过多久，在四五月之交和*月之交，接连爆发了两次工潮。
　　这两次工潮一开始就暴露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工人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工会多元化，恢复团结工会，释放*等政治要求，其中“团结工会合法化”成为一切要求的核心。这两次工潮，打破了军管以来持续七年之久的相对的社会平静，打乱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阶段改革的部署，并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改革路线提出了新的挑战。朝野两大势力僵持的局面不复存在。
　　这两次工潮，又恰恰发生在1989年议会大选之前，因此，第一，如何应对工潮的挑战，第二，如何应对即将举行的议会大选，便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面临的紧迫问题。波兰统一工人党不能不把如何处理同团结工会和*的关系问题，再次摆在政治生活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并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寻找出路。波兰形势随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变化，始于党内；党内，始于中央。
　　从1988年6月的七中全会到1989年1月的十中全会，波兰统一工人党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从指导思想上改变了对团结工会的看法和态度，并在组织领导上做了与之相适应的人事安排。
　　徐：半年左右的时间开了四次中央全会，这是很特别的。请您讲讲波兰统一工人党这四次中央全会的情况。
　　刘：好。1988年6月13日至14日波党举行七中全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代表政治局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雅鲁泽尔斯基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希望建立“最广泛的联合阵线”，“同尚未参加民族复兴爱国运动的，但准备参加改革和谅解事业的集团协同行动”，因此，“同现有的和正在创建的各个协会的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是合理的”。为了贯彻新的主张，七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做了一次大手术，它涉及政治局和书记处十位成员的升降和调动，其中拉科夫斯基的东山再起十分引人注目。人们认为，拉科夫斯基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新主张的出谋划策人。七中全会标志着波兰统一工人党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开始。
　　在此期间，在波兰的政治词汇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建设性的反对派”。据《人民论坛报》解释，所谓建设性的反对派就是“制度内部的反对派”，他们“反对政府或政府在某一问题上的决策，但他们同时又赞成社会主义”。与建设性的反对派不同，还有一种“极端主义反对派”，他们是“具有反制度倾向的反对派”，他们“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进行非法活动，其目的是掌握国家政权和改变制度”。与建设性的反对派一词相联系，“纳入论”和“放弃说”也应运而生。就是说，对待建设性的反对派，执政党的政策是把他们“纳入”社会主义制度的轨道，为此目的，执政党将主动“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波兰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8）
1988年8月27日，波党举行八中全会。雅鲁泽尔斯基强调必须转变态度和走和解之路。他说，“我们的问题既不能通过*的武器，也不能通过高压的手段去解决。……在波兰的历史上，兄弟之间相互争斗的现象出现过不止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地并肩站在一起。现在大概是该走这条路的时候了”。雅鲁泽尔斯基指出，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只有一条界限是不可越逾的，这就是波兰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八中全会发展了七中全会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举行圆桌会议的主张，表示不排除瓦文萨参加圆桌会议的可能性，并授权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同瓦文萨会晤，商谈有关圆桌会议的筹备事宜。显然，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把七中全会开始的政策调整和变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徐：八中全会说“不排除”瓦文萨，可瓦文萨本人同意参加圆桌会议吗？
　　刘：早在八中全会前夕，当局曾请教会人士作为中间人同瓦文萨接触，试探瓦文萨对举行圆桌会议的看法和条件。瓦文萨的最初反应是，第一，准备开始进行无条件的，不限题目的会谈；第二，强调冲突双方都应该对教会代表参加会谈感兴趣；第三，要求团结工会合法化，并认为这是今后一切政治行动的关键问题。
　　徐：为什么瓦文萨要提出教会代表参加圆桌会议这一问题？
　　刘：我们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团结工会朝野两大势力的对抗，这只是对波兰政局的简明的概括。实际上在这两大势力之间还存在着第三势力，这就是波兰罗马天主教教会。他表面上标榜不参与政治，游离于两大势力之间，实际上则偏袒和支持团结工会。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后，波兰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即在明山修道院举行*并发表公开信，强烈要求“必须放弃威吓和武力，必须把对话作为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基础”，要求政府允许建立独立的工会。所以，瓦文萨强调冲突双方都应该对教会代表参加会谈感兴趣，实际上就是给团结工会这方力量增加砝码。
　　徐：据了解，当时波党内部在团结工会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反对派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并无一致的认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观点分歧和对立日益显著。有关团结工会能否合法化问题，一时间成为党内上上下下争论的焦点和社会瞩目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全会上是怎样统一思想的？
　　刘：自七中全会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就努力统一党内的思想认识，但收效甚微。1988年12月和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