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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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人又笑做一堆。
此后的几天，戴笠把张简斋接到鸡鹅巷替他治疗，因暂时去不了杭州，只好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叶霞娣，一封给毛万里，连同戴笠给叶霞娣的礼物一起用专车送往杭州。
给叶霞娣的信称最近突接蒋介石任务不能前来，心中尤为挂念，望不要生气；给毛万里的信道：“你也不用读什么警校了，尽快到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本部找我，我另有安排。”戴笠急着用人，像毛万里这样从小在一起滚打过的兄弟，他一百个放心，不用读书，便速成“毕业”了。从南京往杭州一个半来回，便当上了杭州上化桥警校特训班的书记，戴笠在处本部为他主持了宣誓仪式，并亲自充当介绍人，然后送他去杭州上任。
10天后，戴笠的淋病痊愈，便带上大堆礼物从南京到达杭州，结束了捉迷藏式的“初恋”过程，双双上床成了好事。正在两位情深意浓，整天形影难分之时，蒋介石一纸急电，召戴笠回去，他只好忍痛暂别。
戴笠离开叶霞娣来到南京，在处所里转了一圈，看看有无重大事情发生。然后又马不停蹄去了中央军校蒋介石官邸。
戴笠来到书房，蒋介石背门而立，听得戴笠叫他，转过身劈头就问道：“戴雨农，你听说过1931年2月份我在庐山的事么？”
戴笠一愣，继而明白了蒋介石这次急召他回来的目的，点头道：“学生听说过，那一次校长真是有天相助。”
蒋介石说的“庐山之事”，是他刚下令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不久，蒋介石一次在庐山山道上观赏风光，突然，见不久外有一个人向怀里一掏，掏出一把枪来向他射击，由于距离稍远和刺客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蒋介石躲过第一梭子弹，后面的卫兵一涌而上，一阵乱枪把刺客打死。
据查，被打死的刺客不知姓名，估计是西南派雇请的杀手。这事已过去很久，戴笠问道：“难道这位陈成还有另外的背景不成？”
蒋介石不从正面回答，道：“最近在上海南京路521号顾记钱庄发生了一桩持枪抢劫案，案发后，上海军警将四名中的三名抢劫犯抓获，判了死刑。在执行前，这三个人犯觉得因抢劫处死不够光彩，主动承认他们是刺客，庐山谋刺也有他们的份。”
戴笠急问道：“他们供谁是他的后台了么？”
蒋介石说：“要是供出了，我这么急召你来干啥？你回去速速办理此事，务必查出后台来，不然他们还会在暗中加害与我的。”
这件事发生在上海，戴笠领命火速去了上海。此时的特务处上海特区，已组建得初具规模，涌现出了赵理君、沈醉等一批著名的杀手。
上海特区区部设在西门路法国租界内。戴笠的到来，受到余和醒等人的热烈欢迎。尤其沈醉，更是当祖宗似的整天跟在屁股后面不离左右。
戴笠召集几个情报组的人先去调查抢劫南京路521号顾记钱庄案犯的身世、经历。查明了这点，就不愁找不到谁是他们的主子。
戴笠指着沈醉的肩道：“沈醉同志这上海干得开不开心？”
沈醉受宠若惊道：“还好，样样还算顺利。”
戴笠道：“顺利就好。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沈醉道：“我是处长的亲信心腹，知遇之恩未报，哪还敢提要求。只是我的手下生活费太少，常常入不敷出。”
戴笠道：“你告诉他们，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艰苦一点。”
沈醉不再吭声。戴笠对他们实行的是奖金制度。特务们如果工作没有突出的成绩，就只能拿到固定的一点点生活费，为此大家苦不堪言，要求取缔这种作法。
一会，戴笠又悄声道：“我这样做是有理道的。如果生活费给多了，有些同志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好好努力设法得到奖金来弥补，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此外，工作不好的不给奖金，还可以固定庞大开销，这是提高工作效果的最好办法。”
沈醉把头点得鸡啄米一样，连道：“高！处长这一招确实是高！今天不听您说，我连想都想不到。处长，这办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戴笠得意道：“这不算什么，熟能生巧，整天钻研这一行，比这高明一百信的办法都可以想出来，比如你，当初杀第一个人不就是很害怕么？现在都成杀人魔王了。”
沈醉道：“这还得谢谢处长对我的栽培。”
那是戴笠发展他为上海秘密督察之后，他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情报员有背叛组织的嫌疑，他立即把情况向戴笠作了汇报，请示处理办法。戴笠闻讯后，不露声色地反问沈醉怎么处理。沈醉认为应把他开除出情报局。谁知，戴笠却一语惊人，他要沈醉亲手杀掉部下。当时沈醉年不够20岁，当他听说自己要去亲自杀人时，满脸惊恐，慌忙拒绝。可是戴笠以勿庸置疑的口吻说：“我就让你去！”
接着，戴笠又开导他：“他把情报送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叛徒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戴笠不断鼓励沈醉一定要把叛徒干掉。接着，他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如何杀人。临走时，戴笠又给了沈醉一张“特别费200元”的批条，作为沈醉行动的奖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去领了一把削得又薄又尖有毒的竹尖刀，行动股的人当场把一些行刺要领和方法教会了他。沈醉带着这把竹尖刀和200元钱很快又返回上海，开始他一生中第一次杀人的经历。
到上海后，他经过两天两夜的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下以及团体纪律的威逼下鼓起了杀人勇气，他利用一次去控望“同事”的机会，见面后，他狠下一条心不顾一切地把竹尖刀刺向对方的喉部。
戴笠笑问道：“现在杀人，手不抖么？”
沈醉雄壮道：“早不抖啦，杀个人和杀鸡一样容易。”
戴笠欣赏地点点头，道：“你们经常干这一行的，最紧要的是不要暴露身份。对了，听说你母亲和你住一起，她知道不知道你所从事的工作？”
沈醉道：“不知道，她是个吃斋念佛的人，有次她去拜佛回家，正赶上我带着几个人去绑架一个中共地下党员，我们乘坐的汽车一下撞在她乘的人力车上，她看到车上有个人好像是我，连忙大叫我的小名。为了不暴露身份，我大声用上海话骂了一句‘侬吓了眼！’她才没喊。当我衣冠楚楚地回去时，我母亲连忙告诉我，说她看到一个穿破旧工人装束的人很像我，她叫了一声，挨了一顿骂。我说道‘人相像货相同，世上相貌相似的人很多，您老人家可能看错人了。’”
戴笠道：“很好，干这份工作就是要善于灵机应变。”
是夜，派去调查的情报员陆续回来了。
他们查出在南京路521号抢劫的三个被捕的人犯分别名叫尤林、唐明、彭光耀。又根据三个人的籍贯查询出他们都是上海“斧头帮”的成员……
这一结果把戴笠惊得张大了嘴巴，这样说来，妄图杀害蒋介石的人就是他过去的恩师王亚樵。
1924年，戴笠从上海打流回来，因无所事事，由同乡胡抱一引荐，投奔到正在湖州招兵买马的王亚樵门下，至九月又分了手。戴笠回江山休整了一段时间，经毛人凤提醒、柴鹿鸣帮助，离家投考黄埔军校，走上追随蒋介石的道路。王亚樵则仍在丰海活动，当他的老大，继续反对北洋军阀。
1927年4月18日，南京各界知名人士与市民20万人齐集省立体育场，蒋记南京政府在这里举行“奠都典礼”大会。这时，蒋介石准备要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并让他以劳工总会代表的身份在大会发表祝辞。没想王亚樵因蒋介石在6天前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背离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行径，非常不满，就在大会上冒言直谏南京政府以国家民族为重，“勿忘总理遗愿！停止屠杀，保证人权”，将北伐进行到底，王亚樵此举无疑开罪了蒋介石，大会结束，当即下令追捕他，王亚樵不得不逃离南京，回到上海，开始了一系列反蒋暗杀活动。此后，无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无条件合作。
1929年王亚樵与“西南派”王乐平、常恒芳、刘庐隐、余立奎等人组成反蒋集团，开始积极谋划以军事实力讨蒋。并由王亚樵联系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方振武、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起兵反蒋，但由于反蒋组织成员、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告密，西南派的中坚人物王乐平被蒋派遣的特务陈奂曾暗杀，方振武被诱捕软禁于南京，石友三兵败。王亚樵知道后，派杀手于1930年7月24日上午10时将赵铁桥击毙于上海招商局门前。
1930年，蒋为筹集剿匪经费，在安徽省推行“米照捐”运动，王亚樵为此组织“安徽旅沪学会”发起开开抵制，“米照捐”大会，同时推派五路代表，分赴南京、户山、安庆等地请愿，组织安徽米商罢市，米船停运等等，造成米价飞涨，民众怨恨政府，蒋不得已取消“米照捐”。后蒋得知此次运动是王亚樵一手策划的，当即明信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的行动。
1931年2月28日，蒋下令将“西南派”领袖胡汉民软禁在南京汤山。“西南派”被激怒，派人携26万元巨款到上海找王亚樵，请求杀蒋救胡。王受命，经过周密的研究和计划，派出两路刺客，分赴南京、庐山，伺机下手。在庐山一地，杀手陈成在山道上恰遇蒋介石，陈诚掏枪就射，但由于距离稍远和过分紧张，子弹擦身而过，陈成一击不中，当即被蒋的卫士乱枪打死。南京一地，4名杀手终于等到一次蒋介石演说的机会，化装成新闻记者和学生混进会场，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因担任总联络人的王亚樵妻子王亚英临阵怯懦，发出“暂缓执行”的暗语，使得南京刺蒋功亏一溃。结果，两地刺蒋都没有成功。
1931年7月23日下午，王亚樵本着西南派“倒蒋必先去宋，乱其经济组织”的方针，亲率杀手在上海北站刺杀宋子文，但误中宋子文秘书唐腴庐，宋却死里逃生。
刺蒋、刺宋子文未成，却给蒋介石集团以极大的震慑，加之当局久未破案，更使蒋宋等人寝食不安。在当时，整个国民党军警系统，更使蒋宋等人寝食不安。在当时，整个国民党军警系统，还没有一个人是王亚樵的对手，因而王亚樵达到一生暗杀活动的顶峰时期，继续干出一些轰动国内外的大案。
1932年4月29日，侵沪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日本“天长节”（天皇诞辰）活动。王亚樵受代理行政院长兼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之托，通过朝鲜志士安昌浩先生及其学生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等人，用特制的定时炸弹捣毁了“天长节”，当场炸死日酋白川大将、居留米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等人，日军野村中将的右眼球被炸飞，植田中将、驻华大使重光共葵的大腿被炸断。日本将官死伤13人，其中白川大将是被中国军民在整个抗战其间击毙的最高长官。此次爆炸影响所及，犹如一场地震，撼动了日本朝野，并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会议正为讨论东亚问题的政治家们也受到强烈的刺激。
白川被杀，也使蒋介石为之震动和关切。他觉得能策划和实施此案的人，决非一般，如果此人能为自己所用，中国还有什么政敌不可除去呢？于是，蒋向当时出任特务处长不久的戴笠查询“四？一九”之案系何人物所为。
戴笠经过调查，确认此案系王亚樵所为，于是如实向蒋汇报。蒋决定对王亚樵进行收买，并要戴笠寻找与王亚樵联系的渠道。戴笠得令后，派特务处特务、早年曾与自己一起追随王亚樵的门生胡抱一携4万元巨款到上海收买，遭王亚樵拒绝。蒋介石一计不成，再令胡宗南写信给王亚樵，提出由胡宗南、王亚樵合组安徽省政储，作为诱饵，仍遭王拒绝。
两招不灵，蒋认为王亚樵是不愿屈居早年的两个门生之下，于是派王亚樵的安徽老乡、一起参加辛亥革命，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亲自上门拜会王亚樵，开出的价码是出军中将的实职，结果杨虎反遭王笑骂，气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听完了杨虎的汇报，嘴里照例说了两声“很好！很好！”心里早已下定了决心：此人既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坚决铲除，以绝后患。
正在此时，王亚樵谋杀国联调查一案发生，引发了蒋戴与王亚樵血战的导火线。
日本侵占东北后，经国民党政府一再交涉呼吁，国联派英国前驻印度总督李顿率5人调查团到中国进行调查。调查中，李顿发表的谈话偏袒了日本，激起国人强烈不满，纷纷谴责。王亚樵则认为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派出手下的大将青浦率24名杀手守候在调查团下榻的外滩华懋饭店周围，准备锄杀国联5“钦差”给以颜色。
正在下手的关键时刻，上海市长铁城宴请李顿一行，未能及时返回；王亚樵也受人劝说，认为此案一旦发生，易发生国际纠纷，于国家民族不利，于是下令召回，但其中有4个一线杀手尤林、唐民、李凯、彭光耀未及时把枪支交回，乘隙上街闲逛。在经过南京路521顾记钱庄时，他们持枪闯入抢劫，因店主及时报案，大批警察赶到，除李凯1人漏网外，其余3人悉数被捕，在判处死刑执行前，3个人为改变自己抢劫犯的形象，主动供出谋杀李顿以及北站中刺宋、庐山刺蒋的真相。
戴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蒋介石复述，蒋介石闻之大怪，继而大怒，命令道：“我命令你上上海与军警合作，一个月内追捕王亚樵归案！”
戴笠得令，忧从中来。这倒不是他和王亚樵有过一段师徒之情，既然已决定从蒋，只要有令，就是身生母亲都可以杀，何况一位只有过短暂交往的人？
戴笠万忧的是王亚樵非等闲之辈，在上海滩连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都畏之如虎，敬畏三分，才一个月期限，杀他谈何容易？
无奈军令如山倒，戴笠只好硬着皮头，组成最强的特工阵容和上海军警一起，研究捕杀方案。
沈醉道：“王亚樵在上海的几处住处地我都知道，并且非常熟，以前也常见王亚樵乘坐的汽车出入。一处是他母亲和大老婆淑莫在拉都路的住处。一处是他弟弟王述樵的律师事务所。还有他经常出入大华公寓、亚洲饭店，估计这也是他的据点。”
赵理君道：“真是个狡兔三穴。处长，我们派大队人马在深夜来一个突然袭击，对这几个地方同时进行搜捕，只要他在其中的一个地方睡下，保证可以抓获！”
余乐醒道：“这确实是好办法，趁着他还没意识到已经有人对他下手，可抓他个措手不及。”
戴笠摇摇头道：“只怕他并非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过去我在上海曾有接近过他，后来在湖州他手下当兵，也多少有点了解。他是长期生活在险恶环境下的人，一向养成了谨慎、机警、多疑和善变的性格和作风。据我的同乡、王亚樵的心腹胡抱一告诉我，在上海，王亚樵最少有十几处秘密住所，平时居住、穿戴、打扮，使用交通工具，一日数变，行踪飘忽不定。他的真实行止，就连他身边最亲信的人郑抱真、龚春浦以及妻妾王淑英、王亚英都不能全部掌握，往往只是王亚樵到达某一个地方后打电话用暗语告知。至于一般的门徒，对他的行踪几乎是知道甚少。”
余乐醒道：“处长的意思是不是放弃这估击搜捕？”
戴笠道：“不，我们先来这么一下，就像在池里摸鱼似的，先把水充分搅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