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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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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3）
这一时期，周作人思想波动颇大，在日记中多有反映，可能仍与迟迟不能如愿赴日留学有关。譬如“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71，“予则不喜不悲，无所感”72，等等，正如其所总结的那样：“……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73而自此开始阅读佛经，却给后来留下深深印迹。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日记云：“下午归，经延龄巷，购经二卷。”以后他说：“这头一次所买的佛经，我记得一种是《楞严经》，一种是《诸佛要集经》与《投身饲饿虎经》等三经同卷。第二次再到金陵刻经处请求教示，据云顶好修净土宗，而以读《起信论》为入手，那时所买的大抵便是论及注疏，一大张的图或者即是对于西土向往。可是我看了《起信论》不大好懂，净土宗又不怎么喜欢，虽然他的意思我是觉得可以懂的。”74“我在二十岁前后读《大乘起信论》无有所得，但是见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这里边的美而伟大的精神与文章至今还时时记起，使我感到感激，我想大禹与墨子也可以说具有这种精神，只是在中国这情热还只以对人间为限耳。”75此番阅读影响至为深远，多年后他倡导“道义之事功化”，或即根植于此。南京狱中写组诗《往昔》，其第二首咏菩提萨埵，所说亦是这事：“往昔读佛书，吾爱觉有情。菩萨有六度，忍辱良足钦。布施立弘愿，愿重身命轻。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平生再三读，感激几涕零。向往不能至，留作座右铭。安得传灯火，供此一卷经。”
也许是阅读佛经有所感悟，周氏的日记中流露出某种新的思想倾向。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七日云：“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其不同如是。”一月二十一日云：“西人之恒言云，人皆有死。人能时以此语自警，则恶事自不作，而一切竞争皆可省。”三月十二日云：“世人吾昔觉其可恶，今则见其可悲，茫茫大陆，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时代风气使然，周作人曾经相信“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而倡导“竞生存”、“与强敌争一旦之命”76，起念译介《侠女奴》、《玉虫缘》，亦可归入此列；现在却不无疑惑了。他的新的想法，尤其体现在一九〇六年所作中篇小说《孤儿记》中。“那时苏子谷在上海报上译登《惨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说》上常讲起‘嚣俄’，我就成了嚣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诣的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设法凑了十六块钱买到一部八册的美国版的嚣俄选集。这是不曾见过的一部大书，但是因为太多太长了，却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的末日》和Claude Gueux这两篇时常拿来翻阅。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鱼雷堂的空屋里，忽然发心想做小说，定名曰《孤儿记》，叙述孤儿的生活；上半是创造的，全凭了自己的贫弱的想象支撑过去，但是到了孤儿做贼以后便支持不住了，于是把嚣俄的文章尽量的放进去，孤儿的下半生遂成为Claude了。”77周作人称此书为“半做半偷”。一九〇六年六月，《孤儿记》由小说林社出版，署名平云。“得洋二十元，是我第一次所得的稿费。”78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一章 一八八五（14）
《孤儿记》的思想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此书“为感于嚣俄《哀史》而作，藉设孤儿以甚言之”79，自始至终，都不是中国背景。这是一个有关孤独无告的故事，字里行间洋溢着雨果精神，但并非简单复述前人意见。作者说：“呜呼，天演之义大矣哉，然而酷亦甚矣。宇宙之无真宰，此人生苦乐，所以不得其平。而今乃复一以强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世界胡复有宁日。斯人苟无强力之足恃，舍死亡而外更无可言。芸芸众生，孰为庇障，何莫非孤儿之俦耶？匹夫匹妇不能得多助于天，其殗忽以死，可无论矣。即试推之一国一群，其理亦莫不视此。弱小之国慑于强暴，祸患频仍，而又苦于呼籲之无门，则由渐而习，戚戚之尤，乃或转为浩浩。人方称以为异，而不知积弱之民，非神明与体质并进于顽，万无能倖存于一日。此孤儿之国民所以可悲也。”这样一部为弱者、为个人张目的书，出现在“天演”、“竞争”风行之际，视为不合时宜可，视为先知先觉亦无不可。又说：“嗟夫，大地莽苍，末日何届，其惟与悲哀长此终古欤？即使不然，当其渐演渐进，姑无论进何所止，抑或乌托邦之可期，而人类悲哀，亦奚能绝迹于大地。即其演进所经，其骚扰至久，亦已大可叹矣。昔嚣俄有言曰：‘自由与健全同物。’斯言也，未能践之于今昔，宁将践之于将来乎？未可知也。呜呼，此天演之义所以为千古之不磨，而终未能餍嚣氏之心，而塞灵均之问者也。”80作者站在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来质疑进化论——讲得确切一点，质疑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指向的那个结果；或者反过来说，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背景下，重申雨果的人道主义立场，所关心的是其中无力竞争，不得不居于弱势的一方，对他们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进一步更说：“吾闻之，人生以苦乐为究竟，否此者皆属涂附之辞。故茫茫大地，是众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脱离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进于文明。固无论强权之说未能中于吾心，而亦万不能引多数幸福之言，于五十百步生分别见者也。”81这奠定了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以后他始终坚持关心个人、不放弃每一个人的立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82，亦萌芽于此。——其实此前译著中将英雄与理想一概归诸女性，也可理解为基于女性系社会中的弱者这一前提；也就是说，《好花枝》中所述，做了《侠女奴》、《女猎人》等的底子。后来他更一再借用《庄子·天道》之“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概括自己这一思想。
与此同时周作人仍然继续争取留学日本。一九〇五年冬，北京练兵处拟派学生出国学习海军，周作人所在头班，全体被送去应考。十二月十七日抵达，翌年一月十三日离开。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看了几场京剧，其中的色情表演给他留下恶劣印象，加以接受不了某些唱法，乃至终生对京剧取抵制态度。考试及格，但因近视未能通过体检，久久滞留于水师学堂。其间将所作诗稿编为一册，题曰《秋草闲吟》。此卷已佚，序中有云：“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可见心境之一斑。《孤儿记》就在此时写成，或许亦不无自况之意。直到五六月间，才获准派往日本学习建筑。夏秋之际，他与回国成亲的鲁迅一道东渡83。距离最初起念出国留学，已经过去整整三年半了。途中经停上海，他剪去了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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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1）
一
自从鲁迅东渡，周作人与日本之间就有了难以断绝的联系；现在他自己到了这久已向往之地。谈及对于日本“最初的印象”，他说：“这印象很是平常，可是也很深，因为我在这以后五十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更或是修正。简单的一句话，是在它生活上的爱好天然，与崇尚简素。”84日本的衣食住引起他的好感，日本文化也对他产生极大影响。他曾为此写过很多文章；但就当时而言，这影响与其说是一种外来的给予，不如说是一种启示，一种共鸣。其间作为对应物的，既是他自己，又是辞别不久的故国。周作人的“日本观”里，隐含着他的“中国观”和“生活观”；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一个关注、热爱普通生活的人的姿态。可以引用他的两段话作为说明：“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又何以嗜好迥异耶。”85“盖我只从日本生活中去找出与自己性情相关切的东西来，有的是经验上正面感到亲切者，就取其近似而更有味的，有的又反面觉到嫌恶，如上边的裹足，则取其相反的以为补偿。”86
在日本五年，周作人的行迹未出东京之外，以后不止一次把这城市称作“第二故乡”。先住在本乡汤岛二丁目伏见馆；一九〇七年春或稍后87，移居本乡东竹町中越馆；一九〇八年四月，移居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伍舍”；十二月，又移居西片町十番地波之十九号，至一九〇九年八月为止，均与鲁迅同住。后两处系与许寿裳等合租。周作人说：“老实说，我在东京的这几年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然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或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所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88其间虽与陶成章等革命者有所交往，但并未参与具体活动。
到日本后，“要做的事情第一件是学习日本话”。周作人说：“我第一年学日本话，乃是在一个讲习班里，这是中华留学生会馆所组织的，彼此也不曾会面，愿意加入的只须在名单上签个姓名，按期缴纳学费就行。时间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教师名菊地勉，年纪大约三十几岁，手里一笔好白话文，写在黑板上很得要领。但是嘴里仍是说日本话，这样的教员曾经见过好几个，这套工夫实在是很可佩服的。教场设在留学生会馆内的一间侧屋里，容得下二三十个人的坐位。……我去听课却不能说是怎么的勤，大约一星期里也只是去上三四次吧，因为一则是懒，其二讲的也是颇慢，所以脱了几堂课没有什么关系，总之彼此都很是麻胡。可是话虽如此，我的一点日本语基本知识，却是从菊地先生学得的。”“讲习会是私人组织，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不方便，所以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豫科。这种豫科期限一年，教授日语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我因为中学普通知识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现在补习日文和日本历史就已够了，所以进了这特别豫科，这计划是很合理的，可是实际上却是很有不利，我因为总算学过一年的日本语，而英算等学科又都是已经学过了，所以没有兴味去听，这样就奖励我的偷懒，缴了一年的学费，事实上去上学的日子几乎才有百分之几，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得到学校的通知，这才赶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一个第二名。”89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2）
周作人来日本所要做的“其次是预备文艺杂志的事”。——下面将会介绍，此事并未成功，对于他今后人生，却是关键的一环。这要从鲁迅讲起。弟弟此次来日之前，他自己的人生道路先已有所转变。鲁迅本来在仙台读医学专门学校，现在却退学来到东京，据他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90周作人说：“同志的确很是稀少，最初原只有四个人，鲁迅把我拉去也充了一个，此外是许季茀和袁文薮。”91此前他自己虽然已有几种译著面世，但若说打定主意专事文艺，却是未必；现在因为大哥的新计划，也就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道路。可以说，周作人是因为鲁迅改变人生方向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他的前半生中，大哥不止一回施加影响，而以此次最为重大。鲁迅此时“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92，也牵连到周作人，所以他来日本，前后几次上学——如前述法政大学特别预科，以及后来的立教大学——仅仅是学习语言而已。
关于他们准备办的杂志，周作人说：“《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虽然鲁迅并不是同盟会员。那时同盟会刊行一种机关报，便是那有名的《民报》，后来请章太炎先生当总编辑，我们都很尊重，可是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面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罗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这原因是东欧各国的材料绝不易得，俄国比较好一点，德文固然有，英日文也有些。”93一九〇七年秋，兄弟俩与几个朋友一起，曾向俄国人孔特夫人（Maria Konde）学习俄语，目的也在从事翻译。惟因学费太贵，不久即告中断。“我们学俄文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现在学语固然不成功，可是这个意思却一直没有改变。这计划便是用了英文或德文间接的去寻求，日本语原来更为方便，但在那时候俄文翻译人材在日本也很缺乏，经常只有长谷川二叶亭和昇曙梦两个人，偶然有译品在报刊发表，昇曙梦的还算老实，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94正因为如此，周作人“这时学日本语，专是为的应用，里边包括应付环境，阅览书报，却并不预备翻译”95。直到十年以后，他才着手译介日本文学作品。
周作人传 第二章 一九○六（3）
周作人说：“我到东京的那年（一九〇六），买得该莱（Gayley）的《英文学中之古典神话》，随后又得到了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两本《神话仪式与宗教》，这样便使我与神话发生了关系。”96当时他据此为《新生》写过一篇《三辰神话》，但是未能完稿。周作人受英国学者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影响很大，以后又对希腊神话和神话学多有研究，晚年更翻译《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正是由打这儿起头。此外他的多项“杂学”，均肇始于留日时期。可以说，经过在东京以及此前在南京总共十年的求学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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