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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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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景帝觉得这种判决不太准确，就向刘彻征询他的看法。刘彻分析说：“通常说继母如同生母，也就是说继母同生母毕竟不同，只是由于继母被父亲娶为妻，她才同生母一样罢了。现在防年的继母杀了防年的生父，那么，防年同继母就不存在母子关系了。所以不能判为大逆罪，应按一般杀人罪判刑。”刘彻的分析头头是道。景帝很是欣赏，认为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大臣们也都称赞判决准确。刘彻因此更得景帝器重。
这一年正是西汉王朝开国六十年。
刘彻判案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在未央宫驾崩。当天刘彻即皇帝位，他就是汉武帝，当时年仅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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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兴起于“天下大乱”，刘邦出身于社会底层，这可能是西汉长寿的最主要因素。
西汉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第二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它和历代王朝相比，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西汉开国前，经历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且经历了一个短命的封建王朝——秦朝。秦朝的短命无疑给西汉政权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警示着西汉初年的重大国策。
西汉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在随后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这样的案例只在元末由朱元璋率领的农民军建立明朝而重新演绎了一回，此外再无别的案例。明末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清末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要么昙花一现，要么割据一方，再无秦末农民军当初的盛况。
和秦王朝相比，西汉政权有两个明显特点，对汉初的社会现状有着较大的影响。
其一，有很多出身下层或中小地主的人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在推翻秦王朝、建立西汉政权的骨干成员中，多系秦代社会中的下层人物，如刘邦出身于“泗水亭长”，这个职务属于的一个基层小官吏。至于随从刘邦起事的、辅佐他开创汉王朝基业的大臣中，只有张良为韩国公子，属于贵族，张仓曾任秦御史，属于秦代上层官僚。其余诸将相、大臣，多出自社会底层，如萧何曾为“主吏椽”，曹参曾为“狱椽”，周勃“曾以屠狗为事”，灌婴曾以贩卖为生。此外，陈平、王陵、陆贾、郦食其、夏侯婴等皆是一般百姓。这些原来当过小官吏、小手工业者，或中小地主及出身社会下层的平民，在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中，占用相当大的比重。汉初的这种“布衣将相之局”使得最高统治集团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了解。因此，汉初对农民的压榨、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休生养息”政策成为几代朝臣的共识。
第一章：秦砖汉瓦（2）
其二，更多的关东地主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刘邦原籍沛县丰邑，除最早随他一同起义的萧何、曹参、樊哙等“丰沛集团”外，后来陆续加入到刘邦军事阵营的，也多系关东地区人。因此，西汉王朝建立时，进入最高统治层的多是关东地主，来自关中的地主只是极个别的。至于被封为“功臣”的开国元勋，则全部来自关东。由于关东地主进入统治集团，改变了秦代以关中军功地主统治全国的状况，在客观上有利于消除春秋战国几百年中关中、关东长期对立而秦统一后仍没有解决的矛盾。入汉以后，这种地区间的矛盾已经消除。从地理位置看，沛县位于今天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的交界处，即历史上韩、魏、齐、楚的交界地带，新的统治集团的形成打破了以往战国诸侯的分界线，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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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统治西汉的50余年，是汉朝最为强盛的时期，但却为后来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上个世纪中叶，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曾以一首《沁园春？雪》而轰动一时，诗中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诗中所提及的“汉武”，就是汉武帝刘彻。诗中所提及的其他四人中，秦始皇统一了全国、成吉思汗建立过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宋祖赵匡胤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而唐宗李世民创造过大唐盛世，将汉武帝刘彻和上述四人相提并论，足见其光芒已超过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
汉武帝统治的50余年（公元前140~前87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武帝初年，经过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整个社会经济繁荣，府库充盈，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上、外交上都作了一些改革，他的文治武功有口皆碑，他的统治前期是西汉最为鼎盛的时期。
汉武帝执政前60年，西汉王朝历经汉高祖、汉惠帝、吕后专权、文帝、景帝五个时代，其中高祖、汉惠帝、吕后执政时间均为七、八年，文帝执政二十余年，景帝执政十几年。
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除了制定和恢复朝仪外，主要办了三件大事：其一是颁布“复故爵田宅令”，此举对恢复当时社会秩序、稳定民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二是对匈奴作战，但“白登之围”让刘邦领略了匈奴骑兵的厉害，此后，汉初定下“和亲”的基本国策。
其三是着手铲除异姓王。刘邦在有生之年把他在“楚汉战争”中分封的异姓王如韩信、彭越等一一消灭，从而保证了刘氏独掌天下的局面。
汉惠帝和吕后时期继续“和亲政策”，社会较为稳定，吕后末年，诸吕篡权，朝政不稳。
周勃、陈平等平定诸吕叛乱之后，迎接代王刘恒登基，即为汉文帝。
文帝时期坚定地执行和亲政策和休养生息的政策，整个社会生产、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国家财富迅速积累。
景帝执政时，为了建立中央的权威，接受晁错的建议开始“消藩”，引发“七国之乱”。后在太尉周亚夫的指挥下，平定了叛乱。社会财富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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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有两大“政绩”对后世影响深远：一件是“重农抑商”，另一件是“独尊儒术”。前者使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缺乏商业氛围，后者使儒家思想统治中国文化长达二千多年。
汉武帝开始执政时，高祖刘邦时代的老臣都已逝去，就连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也因他事牵连而自杀身亡；丞相一职已失去萧何、曹参时代一言九鼎的份量，宫中惟一能牵制皇帝的是其祖母窦太后；对外，与匈奴依然实行“和亲”政策，对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思想信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秦砖汉瓦（3）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首先从思想领域开始。
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中分化出一支假托黄帝为名，以道家之“道”为理论基础，博采诸子百家的黄老学派。这个学派奉行黄老之中的文武并用、刑德并举的治国方略，尊崇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
指导秦代政治的理论是法家思想，这种崇尚耕战、法治和集权的思想，既帮助秦统一了中国，又因为这种思想的极端发挥导致了秦朝灭亡。
西汉建立后，面对饱经战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和生活遭到极大破坏的局面，为了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巩固统治，必须选择一种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政治指导思想。但是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却不是儒家思想、老庄思想和法家思想所能胜任的。这样，使得既主张文武并举，刑德并用，又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思想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成为汉初以来的统治思想。文帝时，儒生贾谊向文帝提出了改变服色、封禅等恢复儒家礼仪的事情，但是遭到信奉黄老之学的大臣和窦太后的强烈反对。文帝本人也信奉黄老之学，就没有批准贾谊的建议。
景帝时，黄老之学与儒学产生了正面冲突，双方就一系列命题展开了激烈辩论，幸亏景帝出面调停，才未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汉武帝即位后，这位从小就受到良好儒家教育的少年天子立即起用自己的老师、信奉儒学的卫绾为丞相，卫绾认为，各地征举来的贤良，讲论法家的商鞅、韩非和纵横家苏秦、张仪之学的很多，这样容易扰乱国政，建议统统不用。汉武帝批准了这个建议，这便是“罢黜百家”的开始。同时武帝还诏令天下举贤良对策。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也被武帝采纳。但由于窦太后以及部分大臣的阻挠，儒术曾一度陷入低谷。
公元前135年5月，即汉武帝执政的第6年，窦太后病逝。弘扬儒学的主要障碍消失，儒学开始活跃起来。
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诏：命令各地考察孝子廉吏。两年后，汉武帝任命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御史大夫。又过了两年，公孙弘被任命为丞相，登上了官僚的最高位。此举在文人书生中引起了强烈震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公孙弘的成功无疑刺激着更多的人模仿他的飞黄腾达之路，那就是学习儒学。
与察举制度相关联，武帝在建立完善五经博士的基础上，制定了详细的太学制度。这样，独尊儒术又在教育制度中得到了保证。因为太学规定：博士官一定是要儒家的五经博士（五经即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才可以胜任，其他学派的学问不允许在太学中教授。
自汉武帝即开始的尊儒活动，至此赢得彻底胜利。儒术在中国封建政治中，一直居于官方地位，虽经道、佛冲击而未改变，影响中国文化长达二千多年，其根子可以追溯至汉武帝时代一系列独尊儒术的措施和活动。汉武帝的“文治”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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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卓越的汉武帝曾拥有东北的“朝鲜人参”和西北的“汗血宝马”。
汉武帝的“武功”主要表现在：三次主动出击匈奴、平越、平定南夷、复通西南夷、打通西域、出击朝鲜、征伐大宛。
公元前133年，即汉武帝执政的第八年，他听取大臣王恢的意见，设计攻打匈奴，但是计谋失败，汉匈断绝和亲，从此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此后，武帝接连不断地发动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在这场为争夺土地和荣誉的战争中，汉军将士奋勇拼杀，力克匈奴强敌，其中有三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使汉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将领的英勇事迹，至今广为传诵。这三次大战役分别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史称卫青、霍去病三击匈奴。
第一章：秦砖汉瓦（4）
汉武帝三击匈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边患尤其是北方边患为国家政权的头号难题，北宋、南宋、明朝均毁于来自北方的西夏、辽、金、蒙古和满清。历史上，汉民族主动出击北方边患的次数并不多见，多为被动防御，汉武帝*匈奴的胜利，为汉王朝的北部边境赢来了数百年的安定。
但大规模的战争不仅将文景时代的积蓄消耗一空，而且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战争使大批青壮劳动力脱离社会生产或战死，都导致民怨沸腾，激化了社会矛盾。
汉武帝平越的事情发生在他即位的第6年，即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国的边境城邑，南越王向武帝上书告急。武帝于是派兵从豫章郡、会稽郡出发，夹攻闽越，结果不战而胜。后来武帝又灭了两越，平定了西南夷。
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4年，即汉武帝执政的第32年和第37年，汉武帝先后派兵征讨朝鲜和大宛。
汉朝时期的东北边地包括现在的辽东、吉林西南至朝鲜北部。
大宛位于今天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一带，都城在贵山城，有大小城池七十余座。大宛人是土著人，从事农业、牧业、种植稻、麦，多产葡萄酒，并以出产汗血宝马最为著名。
汉武帝的“武功”在保卫国土安全、加强汉民族和周边民族联系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西汉时，中国的疆域在秦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但这种“多欲”的军事、政治举措也埋下了由盛而衰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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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认为：接受俸禄的官员，不应靠力气谋食，不该经营工商业赚钱，这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但实际情况是：达官显贵身居朝廷高位，俸禄丰厚，却凭着即富又贵的资质和权势，与平民百姓争利。
汉武帝执政时期还有很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比如通过削弱丞相的权力来加强和巩固皇权；通过颁布“推恩令”设立刺史制度来削弱诸侯权力和巩固地方政权；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外交新途径；大规模治理黄河等。
此外，汉武帝的“用人”策略也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
公元前140年10月，即汉武帝即位的第2年，便诏举天下有识之士，亲自策问。儒学大师董仲舒应诏对策，就汉武帝提出的“天人性命之情、古今治乱之道”连献三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的“三策”分为：教化之道、人才之道和天人之道。
在谈到教化之道时，董仲舒说：“道”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君主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天道，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君主要端正自己的思想以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整肃四方的蛮荒之地。
君主仁义但乱象仍生的原因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向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来感化他们，就不能阻止追逐财利现象的发生。……要用礼来节制民众，用义来刺激民众，用仁来感化民众……
在谈到人才选拔时，董仲舒认为：现在大部分官吏由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担任，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有为条件，这样所选的人未必贤能。古代的“功”是按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现在却不是这样，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财富，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级，因此很难判断廉洁和耻辱、贤能和不肖。应该定期从百姓中举贤，然后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不同的官职。
第一章：秦砖汉瓦（5）
在谈到天人之道时，董仲舒说：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赐予：赐予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让它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力气谋食，不得经营工商业赚钱，这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但现在的达官显贵，身居朝廷高位，俸禄丰厚，却凭着既富又贵的资质和权势，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裕的人奢侈成风挥金如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难以为继。百姓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就很难避免犯罪。朝廷命官是平民百姓观察效仿的对象，也是四方蛮夷观察中央政权的对象。一心只顾追求钱财，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而一心追求仁义，希望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才是官员应有的境界。
……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对汉武帝影响很大，汉武帝从即位开始，就大力提拔有才能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当时向武帝自荐的人数以千计，其中很多人都受到武帝的重用。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有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等。除此之外，武帝时代，文有董仲舒、卫绾、汲黯、霍光，武有李广、李陵、卫青、霍去病等。但武帝对他们实行知人善任，量材使用。如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信，东方朔喜欢幽默嘲讽，武帝只让他进谏，却始终没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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