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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胡同第几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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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打开电脑，有股野薄荷的气息，刷新着我的思维。
新手茧
说起当年下乡劳动拔麦子，有的年轻人不信：就算没有使用农业机械，至少该拿镰刀割啊，怎么能徒手拔呢？当年我参加下乡抢收，就是连镰刀也不发，大家伙一起用手拔。拔麦子比用镰刀割更讲究技巧，不会拔的弄得手掌流血腿脚踉跄，事倍功半。会拔的嗖嗖嗖一路突进，连根拔起带甩土捆扎麻利脆。但不管笨也罢灵也罢，麦收归城，手掌指根下都会磨出茧花花。那时候体力劳动绝对高尚于脑力劳动，手上无茧丢人现眼。
三十年不再参加重体力劳动，家务劳动也大都电气化了，指根下老茧渐渐退尽。但二十年前，我右手中指左侧，出现一个豌豆般的茧子，那是所谓笔耕的产物。也曾举起那带豌豆茧的指头细观过，自我表扬，也自我揶揄——“当不了特务啊！”此话怎讲？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从苏联引进来一个文学品种——“反特小说”，自己年轻，好生喜欢！先是大量看翻译过来的，后来我们国家自己也出那样的小说，记得有部小说里，写一个女特务混到干部家里当保姆，自称文盲，开始很得信任，但后来就被侦察员识破，因为发现她右手中指左侧有个圆茧子！现在想来，那算得多么高明的推理？当年却为作者设置的这一细节大为叹服。手指上部的圆茧子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的标志，这标志从未必光彩，转化为引为自豪的一种象征。“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样的话让如今年轻人听起来跟绕口令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却着实让我这样的“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这又是一个“典故”，不解释也罢——激动得眼睛潮湿。时过境迁，不要说年轻一代往往难以理解三十来年前的某些事态，就是我自己，作为过来人，想起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里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也会发愣——那时候就是“清颂”，绝无音乐伴奏，更不可能穿插歌星演唱加上伴舞，哎哎，如聆仙曲啊！记得一个诗句被朗诵者动情地锐声喊出，哗，全场沸腾，听的人是真正地热血澎湃啊，我也不例外，巴掌都拍痛了！年轻人会问，那是一句什么诗啊？告诉你吧，是这样的一句——“政策，必须落实！”——信不信由你，真是这么一句。这诗句也成老茧，消退得了无痕迹。
十五年前我也“换笔”，就是改用电脑写作。开头也没在意，后来觉得右手中指上部有些痒痒，细看，原来是那被真笔磨出的茧子在作怪，用左手去撕，居然撕下一大块，再后来觉得痒痒就用牙去啃，然后用拇指去揉，这么一来二去的，天长日久，跟掌上那些拔麦子磨出的茧子一样，竟很难再看出痕迹。
有时会在城里工地，跟外来民工接触，或在农村田野，与村友小聚，就发现他们的掌上，仍有厚厚的茧子。他们手上的厚茧，是社会分工的标志，对此人们心平气和，但他们那厚茧是否换来了足够的尊严与社会保障呢？想及此，如果依然心平气和，那就是整个心都成茧子了。
用电脑写作，好处太多，唯一的为难处，就是偶有来要“作品手迹”的，无法满足，实在非要，碍于情面，只得“重操旧业”，拿起真笔来划拉，但右手中指已无鼓茧，总觉笔尖不那么听使唤，照着打印稿或印刷品抄写，真有对镜拔除白发的沧桑之感。
前些天下楼遛弯，老伴跟我牵手，忽然甩开惊呼：“你有新茧子啦！”她指点，我细看，再摩挲，果不其然——是在右手掌底部右侧，跟腕部衔接的地方，不算明显，却是“茧花初现”——啊，恍然大悟：是长期使用电脑鼠标，磨出来的！
摩挲着自己掌上的新茧子，心情大畅。这些年来，坚持种四棵树：小说树、随笔树、建筑评论树、《红楼梦》研究树，不敢说这些树结出的果子有多优良，但除非偶尔病倒，或短期外出旅游，天天敲电脑，日日有收获，自己分明属于辛勤的劳动者，是个不争的事实。接地气、动脑筋、写文章，已经成为我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生命不息，劳动不止。旧茧消退，新茧又出。茧花啊！你是创造力仍健的标志，也是心灵充实而快乐的证明！
如同理财那样理慧
——《思想锋芒丛书？文学卷》序
本来想把题目写成《如同理财那样理智》，但“理智”是人们经常使用的名词，我打算把“理智”分解成“打理”和“智慧”的动宾结构，与“理财”相匹配，如不赶忙解释，必生歧义。现在写成《如同理财那样理慧》，尽管读来显得生拗，却总算表达出了一个明确的意思。
于是想到，人们使用文字这个符码系统进行沟通，真要了解彼此的意思，特别是深层的蕴味，实非易事。
上世纪初陈独秀、胡适他们集结在《新青年》上提倡白话文，胡适更以《文学改良刍议》和《尝试集》，从理论、创作两面开弓，意在弃绝文言，将“引车卖浆者流”的街市俗语，迎进文学殿堂，以构成全新的符码系统，形成全民的文学狂欢节。他们的努力，如同破冰之举，给我们后辈开辟出一条宽阔的出海航道。但是经过一百多年来的文学实践，人们就发现，所谓文学作品，其实很难完全由日常生活里那些“白话”构成，大多数还是需要融汇进“书面语言”，而所谓“书面语言”，其实也就是从文言文里，特别是从古诗词古骈文里，撷取的精华。
上世纪中期的作家，如赵树理，在坚持用农村俗语乃至“板话”（快板书）写小说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老舍则是“两手硬”——既能写《骆驼祥子》那样基本口语化的小说，也能写《微神》那样书卷气的小说。孙犁创作旺盛期的小说，全写农村，写抗战，但不“土”不“白”，很“雅”很“诗”。
从外国文化里汲取营养，鲁迅先生是带头人。读《伤逝》，如写涓生的心理活动：“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这不是“意识流”是什么？此作写于一九二五年，那时候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才刚刚抬头，“意识流”技巧尚未成为滥觞，鲁迅先生显然并不是机械地引进西方文体，而是将西方心理学与人性剖析的精髓，创造性地融汇于心，从笔端自然天成地流淌出了以汉字符码构成的簇新文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开始普遍有了“文本自觉”，但也出现了“唯语言颠覆为快”的过度亢奋，于是一般读者多埋怨“读不懂”。到本世纪，网络大行其道，不懂“解构主义”的写手，也多在对占据主流的习见文本进行无情解构。而现在的新问题是，“网络语言”逸出网络，渗透到纸制传媒，也进入最年轻一代作家的新书，与八十年代那些“先锋作家”奋力颠覆的劲头相反，他们懒洋洋地随意“涂鸦”，不仅“无心插柳柳成行”，竟大有“洋水仙成灾”之势，闹得“文学水域”里的固有生态大遭挑战。其实不必惊慌，因为就社会绝大多数受众而言，规范仍需坚守，约定需在俗成（即成熟，也就是水到渠成）之后；而“新物种”的适当引进，在经历一番波动后，势必达成新的相对平衡，那该是一种更丰富更美丽的局面。
文学创作，如今可以说变得更容易，也可以说变得更艰难。关键是你有没有运用文字这个符码系统，去跟别人交流的强烈欲望。心有欲，文自成。有人说文学的关键是文字，也对，但我更愿意说，文学的关键是沟通前的迫切感与传递时的大兴奋。
鹏华基金是个理财的机构，但他们坚持已达五年的内刊《鹏华》杂志却并非理财品种的宣传册，现在编辑成“思想锋芒丛书”，从文学卷就可看出，他们既能理财，亦能理慧——将许多不同的文学作品吸引过来，绚烂展示，表面看去似无章法，细推敲则如红线串珠，串的是人生智慧之珠、感悟世道之珠、经典探询之珠、心灵补养之珠。如同理财那样理慧，开卷有益，才智沁心，《鹏华》做了件有价值的事。
愿《鹏华》继续理慧之旅，在下一个五年，能开放出更多的繁花，结出更多的智果！
二○○七年十月三日？绿叶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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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不弃涓流
忽然接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寄来的两本新书，是《中华遗产？乡土建筑》中的《郭洞村》和《西华片民居与安贞堡》。虽是专业性很强的著作，翻阅中却觉得很贴近业外一般读者之心，甚至仿佛侦探小说，娓娓道来，由表及里，从宏观微观，揭示出被遮蔽的，爬剔出被讳言的，有惊心动魄之感，收掩卷沉思之效。
现在呼吁保护传统民居的声浪颇高，但不少呼吁者大体还停留在怀旧审美、文物收藏的层面。这两本书，与其说是研究民居，不如说是探索“民”与“居”的深层关系，看到那些关于古民居的调研文字，那些精心拍摄的照片，乃至那些专业性极强的测绘图，你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生命？居所？环境？岁月？命运？涅”的联翩思绪。
楼庆西先生的《郭洞村》一书，最打动我的是对祠堂建筑使用流变的精微研究，“如今何氏宗祠修葺一新，仍是村民的活动中心，但祭祖活动已不举行，婚丧嫁娶也少在祠堂举办，只有上厅两侧堆放的棺木，代表老人固守的传统，下厅的房间变成老人协会，而且是宣传教育基地和商店。祠堂前的小广场，成为菜市场和晒衣场，唯有老戏台依然发挥作用，逢年过节上演热闹的社戏，但剧目已与旧时不同。”村里的祠堂仍是“活体”而非只待“保护”的“展品”，更非只待“升值”的“藏品”。生命的繁衍伴随着代间欲望的差异，而人的欲望决定了建筑的选址、喻意、形制、择材、装饰、配套、保存、改造。因此，万不可把古建筑与新建筑对立起来，如何令“古今合璧”，楼庆西先生及其弟子们，以个案引发出我们对民族建筑发展的普适性规律的深入思考。
陈志华、贺从容先生合著的《西华片民居与安贞堡》一书，除了对调研主体特别是蔚为奇观的安贞堡的图文令人着迷，更有两点令我感动。一是第十六至十七页以一组内容丰富的“人在居处”的照片，显示出这处村落在时代的进步里，并没有因新因素的渗入而放弃传统中那些诗意的东西。“村民以务农为主，日出而作，打柴、耕田，珍惜着大地所赐予的资源。偶有人家嫁女娶媳，挑着礼品走在弯曲小道，更添洋洋喜气。提醒节育的政策宣传，映衬着欢笑的童颜，这淳朴的乡间，永恒不变的是一份对土地的依恋。”这样把具体事物放到开阔的视野里考察，就揭示出表面冷寂无语的建筑物，其实正是生命歌哭的载体。另一点就是作者对考察对象不是一味夸赞——而我已经看到过太多“唯古是赞”或“唯民俗皆优”的简单化宣示——客观冷静地指出安贞堡建筑中时有采光不足的缺陷，尤其是在厕所洗浴排污止臭方面的问题，这一问题也严重地存在于是北京传统的胡同四合院中——当然少数高级四合院通过特殊处理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就保护区大量的老旧四合院而言，如何彻底改进排污系统仍是一个关系着其生死存亡的绝大问题。
以专业的眼光考察，以专业的文本成书，但这一套《乡土建筑》不仅是学术著作，也可以当做文艺书乃至休闲书来翻阅，因为，说到底，是可以陶冶性灵，使我们在审美中放松。
我说自己这些年在文字耕耘中，是栽种小说、随笔、建筑评论和《红楼梦》研究四棵树。与“红学”界大不相同的是，建筑界的人士不仅不嫌我“外行人”跑出来说些“外行话”，他们见了我的一些冒昧成文的建筑随笔，竟表现出由衷的欢迎与鼓励。楼庆西先生曾与我一起，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绿色空间》一个谈古民居系列节目的录制，他从专业角度，我从常人角度，互补着向一般观众谈论传统民居。他专业方面的精深，令我叹服，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不仅不嫌弃我的“外行话”，还很真诚地表示，愿意听到更多的来自“行外”的声音，从中获取“行内”往往欠缺的信息与启发。我曾在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并以其部分内容在北京电视台录制播出过系列节目《刘心武话建筑》，引起过建筑界老前辈吴良镛大师的注意，他通过其弟子马国馨（现在已是工程院院士、建筑大师）给我传话，表示想与我面谈，令我受宠若惊。尽管后来因为吴先生太忙和我羞涩犹豫，未能实现，但建筑界普遍体现出来的一种博大胸怀，确是值得向社会一说的。
专家下听外行兴趣者的看法。对新、奇、怪的言论与尝试以宽容为前提。在精深博大的学问里，不惜选择最微小的个案作沉静的考察研究。这些，都可以概括为深海不弃涓流。我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机械地视为“书评”，它的写法已经逸出图书评论的规范，那么，它究竟算什么？随笔？散文？杂文？小品？“四不像”吧？而浩瀚的文海，应该也不嫌弃“难以归类”的文本。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赠书——使我此刻浸润在一种触类旁通的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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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里观植物
半个多世纪前，有一个少年，随学校组织的春游队伍进入了西郊动物园，看猴看熊，看虎看象……好高兴啊！但是，不知怎么的，他发觉自己走丢了！周围全是生面孔。惶急中，他小跑着找同学、老师，却越来越孤独。他是朝西跑去。那时的动物园，展出动物的区域比现在小太多。西部基本是些野景，有溪流湿地，有高大的乔木、蓊翳的灌木，还有自然生长的野草野花……他无形中放慢了脚步，仿佛进入了一个仙境，不再惶恐，满心欢喜。就在那里，他看见了一排钻天杨，树干笔直，层层树枝全都紧贴着树干往上钻，整个树型活像巨大的毛笔，树叶就仿佛是笔毛上刚蘸的绿墨，润莹莹的要滴落下来……
北京本来多柳多槐也多杨，那时候他家所在的那个大四合院西边，就有一排大杨树，早春时分，杨树枝上就缀满“毛毛虫”——其实是杨树的花穗，花穗落地，捡起来，塞到小布袋里，塞得敦敦实实，然后缝牢布袋，成为一个有些软还会变形的六面体，那就是跟院里孩子们玩“拽包儿”游戏的工具，当然，“拽包儿”一般是女孩子们扎堆玩，男孩子多半玩的是弹玻璃球、拍“洋画儿”，但那少年偏喜欢跟女孩子们玩“拽包儿”，还一起跳“猴皮筋”——扯远了，还说杨树，四合院里、胡同里、街道旁、学校操场边的杨树，都是些枝杈大大咧咧、叶片吵吵闹闹的品种，可是那天那少年在动物园看见的，却是别处很少见到的钻天杨，那奋力钻天的树型，使他小小的灵魂，受到震撼，得到启示……
他在被钻天杨吸引时，还并不知道那树的名称，是回到家里，问起父亲，父亲告诉他的。父亲还把动物园的沿革娓娓道来，他这才知道，那片地方，原来叫作“三贝子花园”，清代皇帝给皇族男子封爵，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四等，那地方曾归一位排行第三的贝子所有。跟正儿八经的贵族园林相比，这花园里建筑不多，人工雕琢的处所也少，野景为主，野趣迷人。晚清时此地先成为“农事实验场”，引进了一些外国植物，钻天杨原产地是美国，想必就是那时候引种的。后来，又在其东部成立了“万牲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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