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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权备忘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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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公平的事情却时时在发生着。
那些默默无名的合作者服气吗？不服气。但是不服气也没办法。
就说一本讲授医疗仪器使用方法的专著吧。那上面唯一的署名者是一位教授，但知道内情的人都说，它实际上是几位年轻技师的成果。
教授组织几位年轻技师向有关人员讲授医疗仪器的使用方法。几个年轻人紧紧张张备课，写出了详细的讲稿，作了成功的讲授。为此，他们每个人都付出了辛勤的劳作。
这些讲稿后来整理成一本书正式出版。此书理所当然属于合作作品，但书上只署有教授的名字，几个年轻人的名字不翼而飞。稿酬也落入教授之手，几个年轻人分文未取。
教授不应当这样占有年轻学子的智力成果。
但是，几个羽翼未丰的年轻人又能将自己敬重的教授怎样？
教授这样说：“等将来评职称的时候，我会为你们说话的。”以此作为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补偿和回报。
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换。教授仅凭自己将来可能替人说的几句好话，就换来了对一本专著的独占权。
一位法学家对此评论说：这是大作者欺负小作者。
1986年5月，北京一所大学的校园风波骤起。两个大学毕业生要告他们的老师！
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小范，一个是小刘。
他们说，老师侵占了他们的劳动成果。 。 想看书来
强者与弱者（3）
一年前，小范和小刘受这位老师之托，合作翻译一本外文书。小范辛辛苦苦干了三个多月完成了前七章。小刘则完成了后四章。据小范说，此后，这位老师就再也没理过她。
此书经出版社出版发行，两个年轻人一看顿时傻了眼：书上的署名是老师和另外一个陌生的名字。据查，那个陌生的名字竟是老师的儿子的化名。而两个真正的翻译者却没有署名。
小范气呼呼地找到老师的家。她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但老师冷冰冰地问：
“你有何贵干？”
“我想见见书的底稿。”
“书没出版。出了书就还你。”
“我已经见到书了！”
小范把话挑明以后，老师这才拿出一本书，但是解释说：“这只是样书。”
什么样书！学校计算机系八三、八四班的学生都已把这本书当作教材了。
小范继续追问底稿。
老师说：“底稿已经丢失了。”
但奇怪的是，这天晚上十点钟左右，老师拐到小范的住处，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找到了一些底稿，请来取。”
小范第二次到了老师的家。
老师给了她几页译稿，说这译稿译得如何如何不好，并威胁道：“不要对别人讲前七章是你译的。”
小范则坚持把底稿拿到手。
老师说：“底稿不存在了。”
小范问：“你不是说找到一部分吗？”
老师说：“已经剪零碎了。”
“把零碎的给我吧。”
“只能给你这几页；其余要存档。”
老师这时拿出准备好了的二百元钱递给小范，说是给她的报酬，并要她不要讲他已出书，否则“学校知道了要抽税”。并再次威胁道：“你再也不要对别人说是你译了这本书的前七章。你不说，我也不向别人说你译的有错误。”
小范气愤地把钱一甩，离开了老师的家。
老师则从四楼追到一楼，强迫她收下那点钱。
小范拿着钱径直找到了研究所负责人。
此事传出来以后，老师对小范说：“你根本不象个学计算机的大学生！你若在什么场合张扬这件事，我就在什么场合将你的译文公开。你不外扬，我也不外扬。”
小范认为；这是企图用译稿质量堵住她的嘴。
那么，译稿的质量到底怎样呢？老师说，那是“一团废纸”。但当有关人员将译稿作鉴定时发现：全书二十万字，除十一页为他人所加的外，其余文字均出自小范和小刘的译稿，修改的地方很少。他们的译文质量达到了出版水平。
真正的译者被剥夺了署名权，而老师的儿子的名字却莫名其妙地印在书上，这岂不是咄咄怪事？老师对此解释说：“之所以把儿子的化名署在书上，是因为儿子把书中的程序几乎在计算机上调整了一遍。”
那么，为什么不署译者的名字？
老师反问道：“老师怎么能与学生一道署名？他们是我的学生，帮个忙有什么？”
这种解释真够荒唐的。既然老子与儿子可以齐名，老师与学生为什么就不能共享？看来不仅仅是等级观念在作崇。不过，这种等级观念仍然在被用来作为一种借口。
老师欺负学生，大作者欺负小作者，强者欺负弱者，这在著作权上是常见的。
中国美术界一桩曲折离奇、引起轰动的著作权官司，是在两位画家与一幅名画之间展开的。围绕这幅名画著作权的归属，双方在法庭上几番舌战。
年轻画家倪冰说：是我自己画的。
老画家李某也说：是我自己画的。
这幅画既不是合作作品，也不是仿造作品。这就是说，它肯定是两位画家中的一位所画；也就是说，两位画家中必有一个是贼。
究竟双方哪一个是贼呢？人们实在不情愿去怀疑老画家李某，因为无论是绘画经历还是艺术造诣，他都比倪冰名气大得多。人们有理由怀疑倪冰，因为他年轻，名气小，但是，他却掌握着铁一般的证据。
这件用绢布绘制的巨幅画作价值百万美元。无论其艺术价值还是经济价值，都值得两个人到法庭上一搏。
倪冰：这幅画是我自己独立创作的。我给它起的名字是：《群仙祝寿图》。我画好后委托李某去装裱代卖，谁想到……
李某：这幅画叫《中华神圣图》。它是我花十年时间苦心经营才创作出来的。
这桩官司的承办人一开始不知如何鉴别。他面对的是两个画家，是两个信誓旦旦的画家，同时又是两个名气大小不同、资历深浅不同的画家。两个画家都能提供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以及不利于对方的相反证据。如何查证，是一件叫人费心的事。承办人的查证首先从画布的大小开始。
强者与弱者（4）
他把两位画家安排在不同地方，问同一个问题：作画用的绢布有多长？
倪冰：长三十二米。
李某：（犹豫了半天）三十三点二五米。
承办人量了量绢布。倪冰的回答分毫不差。李某看似说的具体，却多说了一点二五米。
承办人接着仔细观察画布，发现它是由两块绢布连接而成的，于是开始了第二项查证。
问：两块绢布，哪块长，哪块短？长的在前面；还是短在前面？
倪冰：短的在前面，长的在后面。短的十二米，长的二十米。
李某：长的在前面，短的在后面，长的十八米，短的十五点二五米。
承办人听了双方的回答，对倪冰说：“你回答的很正确。”对李某说：“既然是你的画，你应当说准确呀，怎么总说错呢！”
承办人随后走访了一些美术鉴定专家。专家们讲了一个情况：两块绢布中间连接的地方绘画很不容易，画家们画到此处都很小心，以避免露出破绽，这需要有较深的绘画功夫。画家对连接处的绘画内容应当印象最深。
于是有了第三项查证。
问：绢布连接处画的是什么东西？
李某：连接处画有一棵树。一棵树跨两块绢。树有小指头那么粗。
倪冰：连接处有一棵梧桐树，有多种神仙骑海螺，还有一座假山。一个女神骑海螺跳舞。
倪冰讲得很具体很详细，与画作都对得上。而李某讲的画作内容根本就不在连接处。
第四项查证是关于画作上的题字。
题字是：“福如东海阔，寿比南山高。”
倪冰介绍说：“我写时用的是行书。因为我的篆书不好。”
审判员让他们两个人当场把这十个字写一下，以鉴定是谁的字体。
倪冰拿起毛笔，蘸蘸墨，一挥而就。经公安专家鉴定，他写的字与原字体一样。
李某则拒绝写字。
第五项查证开始了。由专家们组成小组来鉴定这幅画。小组成员由双方推荐自己信任的人参加。这个小组提议说，最有效的鉴定方法是让双方当场作画。
审判员让他们当场作一幅局部画。
两位画家都同意这么办。
倪冰很快就作出一幅局部画。小组鉴定：功底并不深，但画得比较熟练，造型、风格、运笔都与原画一致。
李某忽然拒绝作画。
随后，审判员让双方各自提供自己在作画时用过的参考资料。经鉴定，倪冰提供的资料与画作的需要是一致的，李某提供的资料则对画作参考价值小。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看来老画家李某已经明显处于下风。法院的一审判决依据几项查证，把《群仙祝寿图》认定为年轻画家倪冰所作。
但是，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高级法院对此案又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调查，但迟迟未能结案。法官们考虑得很周到，他们说：李某毕竟还没有同意写字，如果两个人的笔体一致怎么办？类似的细节都应当考虑。
尽管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有一个问题是肯定的：这幅画只有一个作者。
不是作者的一方，肯定是欺世盗名的贼。如果这种行径真的发生在一个颇有名气的大师身上，叫人作何感想呢？
1993年7月17日，上海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消息：弱女子状告舞剧大师，大型舞剧《太阳部落》著作权纠纷拉开序幕。
这则消息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因为此案是我国法院受理的第一例舞剧著作权案，而且由于，被告是曾经担任过《东方红》、《小刀会》、《宝莲灯》、《木兰飘香》、《凤鸣歧山》等著名舞剧总导演的舞剧大师、上海歌剧舞剧院副院长李仲林。而原告，则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弱女子、默默无名的业余创作者涂小雷。一个弱女子起诉舞剧大师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双方将为此对簿公堂，其中的原因自然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好奇。
上海市中级法院接受涂小雷的诉状，并决定很快开庭之后，涂小雷趁这个间隙来到北京，向首都新闻界披露她的坎坷遭遇。
已经40岁的涂小雷身患严重疾病。北京安贞医院给她的病理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医院决定施行二尖瓣、主动脉联合置换手术，并提醒她说，根据病情，手术已不能再拖延。
但涂小雷把住院手术通知塞进包里，仍然不顾一切地为这场官司而四处奔波。她说：“宁愿死了，也要打赢这场官司。这比死在手术台上要痛快得多。不然，这口气出不来，我的病怎么也不会好。反正，活不了多久了！” 。。
强者与弱者（5）
这个倔强的涂小雷，到底有什么冤屈呢？
她说：我1984年抱病写出大型舞剧剧本《 山顶之恋》（后改名为《 火》），为它的上演曾奋斗了7年，历尽坎坷，耗尽心血。但没想到1991 年7月，我的剧本中的一部分竟出现在上海舞剧院由李仲林执导的《太阳部落》中。
这两个剧本是怎么联到一起的？《火》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
涂小雷对记者说：“ 1983年我就病危了，但躺在病榻上，一个题材缠绕在我心上。我们的祖先——50万年前中国猿人取火的壮举、历尽艰辛的奋斗精神，为什么不能立在舞台呢？那赤裸的身体，强健的筋骨，粗犷的气质，与芭蕾、现代舞有天然结合的能力……”
病情稍好，她独自一人来到北京，钻进大山，钻进北京猿人遗址周口店山顶洞。漆黑的夜晚，她在大山里奔走，感受到50 万年前的荒蛮，想象中国猿人取火的壮举。
随后，她到各博物馆收集资料，拜访古人类学家……
1984年，她写出了《山顶之恋》。
然而，涂小雷太天真了。一个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要将自己的剧本搬上舞台，谈何容易。她为此几乎耗费了7 年宝贵时光。
涂小雷说：“1984年秋初，我带着剧本找到正在北京的《木兰飘香》编导李仲林。他看了我的本子，表示愿意排演，以此剧创新一种舞蹈语汇，即祖先的舞蹈语汇。但他说当时没有‘阵地’； 待有了自己的团，将把此剧作为第一个剧目……”
3年后，李仲林有了自己的“阵地”。作为一种改革尝试，上海成立了仲林舞剧团。在上海文化局创作中心的推荐下，涂小雷又一次见到了李仲林，谈起了《山顶之恋》。
“他到我住的小旅馆，详细听我讲述了剧本及设想，与作曲家庄德淳当场拍板，接受我的剧本。9月10日，他拿出盖有仲林之印的协议书，我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经他提议，《山顶之恋》改名为《火》，并由团里打印50份，分发编导人员。仲林发誓说：‘如果排不好此剧，我带头自杀。’……”
从1987年12月到1989年，仲林舞剧团曾两易导演排演此剧。涂小雷作为“活字典”和场记，滞留上海参与排演。为了此剧的排演成功，她是把一切都要抛弃了的。
然而，1989年仲林舞剧团的改革失败，《火》剧也就随之被挂了起来。
“1990年9月，李仲林走马上任上海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分管舞剧。我们旧话重提，相约三条：一、将此剧作为该团向党的七十周年献礼节目；二、启用信洪海为此剧主力编导，由涂小雷与信洪海搞出具体方案；三、涂小雷负责找3万元人民币的赞助，不足之数，由歌剧舞剧院向市文化局申请……”
从此，涂小雷除了很快拿出与信洪海共同搞出的工作脚本外，开始承担起一个业余作者几乎无法承担的任务——集资。半年多的时间里，她手持歌剧舞剧院的一纸集资报告，奔波于上海——北京——哈尔滨― 呼和浩特之间．拖着一副病体，到处烧香拜佛请求资助。单是在北京，她就跑了数十家企事业单位，跑了近百次。在许多单位，她受尽了冷落和屈辱。有的单位虽然很同情，但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婉言拒绝。半年多的奔波，一无所得，上海方面也没有提供分文活动经费，她身上的钱也花得个精光，身体也拖累得够呛。此时贫病交加，大年三十才拖着病体赶回呼和浩特家里。
幸运的是，1990年4月，她终于在哈尔滨得到一位有识之士的3万元人民币赞助，半年多的奔波总算有了理想的结果。她的心头升腾起一种渴望，对《火》剧成功演出的渴望。
然而，她仍然是过于天真了。
“没料到，他们背信弃义，排演了一个与《火》近似的舞剧《太阳部落》。待我如约赶赴上海送钱，签订赞助合同时，才发现自己剧本的一部分被移植进了《太阳部落》……”
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她的心都要碎了。
1991年7月12日，《太阳部落》在上海商城剧场首演。
首场演出获得成功，观众们向谢幕的演员们热烈鼓掌，编导们陶醉在这掌声之中。然而，几乎谁也没有注意到，在剧场的最后一排，一位心如刀绞的姑娘正泪流满面。
涂小雷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走出了剧场。
强者与弱者（6）
出了剧场门，她一下子便瘫坐在门前的石阶上。一个微弱的然而又沉重的声音从沉闷的胸口喷出：“你们偷走了我的心血啊！”
“但李仲林说：‘《太阳部落》用的是刘润的本子，而不是涂小雷的本子。’可刘润对我说：‘我正要发火，向他们提抗议，怎么把《火》的内容硬塞在了我的剧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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