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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权备忘录-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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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舌战，也是一番启蒙。
渐渐地，演员们的情绪平静下来，座谈的气氛缓和了些。
当然，问题不可能轻易解决。
人们头脑中的传统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当版权处对这场纠纷作出维护作者权益的调解后，北影厂内外又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许多人认为，苏叔阳和彭名燕的申诉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说：“这两个人个人主义太严重！他们作为厂里的创作人员，创作的作品归单位所有。领导有权决定对作品的修改，也有权改变作者的署名。如果连这点权都没有，那还叫单位吗？单位重要，还是他们两个重要？单位大，还是个人大？”
曾经有一段，苏叔阳已经经受不起周围的议论。他跑到版权处诉苦：“我现在左右不是人了！许多人在骂我。没想到连我的名誉也搭进去了。这场官司我不打了，我想撤诉。”
苏叔阳受到的强大压力是可以想见的。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强大的单位，是一个强大的机构。他的那种叹息至今都让人们苦苦地回味：“我左右不是人了！”
左言东也发出了“我左右不是人了”的叹息。
这位档案学院的教师写出三十五万字的专著《中国政治制度史》交给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没料到，成了学院的一个严重事件。
学院领导找他谈话：你不能出这部书。
他问：为什么？
院领导说：你使用的是学院提供的图书资料。你还用了学院的文具、纸张。更重要的，这本来是学院统一布置编写的教材。
他说：不。这是我自己的作品。我参加了教材的编写。我把自己编写过的讲义改写成了这部书。凡是别人编写的内容，书里都删除了。它是我花几年时间深入研究的成果。
院领导说：无论怎样，你把书稿撤回来。
他坚持说：不撤。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劳动，我个人的权利，你们没权力让我撤。
院领导看到左言东个人的工作做不通，就以党组织的名义写信给浙江古籍出版社，要求把书稿撤回来，归还给学院。出版社不同意退稿。他们手中握有左言东的保证书，左言东保证此书属个人作品，不存在剽窃问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单位与个人（3）
学院就派人到杭州，一连去了三次，试图阻止出版社将此书以左言东个人的名义出版。
这场纠纷后来也上了法庭。
法庭认为，左言东将讲义自编部分扩充改写成书，应视为个人作品，享有完全的著作权。
左言东胜诉了，但他露出的是“苦恼人的笑”。
作为一名教师，他还要在学院任教，还要归单位领导。人们会不会认为，他是对抗单位，对抗领导，在闹个人主义？
施研究员向北京市版权处递交申诉书的时候，心情也是很不轻松的。他面对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交通部机关这一级政府机构。
这就使他冒着几乎肯定败诉的风险。
单位是强大的，而一个自然人往往微不足道。
这也使他冒着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人们会说，你作为一个国家科研人员，怎么能与自己的上级单位争权利呢？你是不是太计较个人的得失、太关心个人的名利呢？
但他还是决定往石头上撞。
这都由于那本书——《中国对外开放港口》。
作为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他早就着手利用业余时间撰写关于中国开放港口的专著，根据长期的知识积累于1980年上半年写成了草稿。他拿着草稿到交通部水运局港口处征求意见。港口处委托他将草稿修改成一本正式的我国对外介绍港口的书出版。
他独自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交给单位后，又回到原岗位从事原来的课题研究。
过了一段时间，他在外地出差时看到了这部书。但书上没有他的署名。署名为交通部海洋运输局港口处和内河运输局港口处编写。而且，他既没有得到样书，也没有得到稿酬。
这事使他非常恼火。想想搜集资料的时候，他曾自费考察港口花了不少钱。想想写书的时候，妻子、孩子都被动员起来抄稿子。但现在，这成果似乎与自己毫无关系了！
尽管为这本书打官司会冒着得罪领导的风险，会受到一些人的白眼，他还是决定告状。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可是这口气他只得独自咽下去。
港口处的同志递交的一份答辩材料说，交通部曾于1972年组织水运所几位同志编写过一本《中国海港概况》，编写人员均无稿酬。言外之意；你是为单位做事，怎么个人能要好处？别人不要，你施××为什么就要？
答辩还称，施××编写此书时，由港口处提供了各港口的准确数据和其他资料。交通部财务局曾借他五千元钱作出差和购置物品之用。他购买照相器材等费用也由财务局报销。初稿完成后，由交通部发中央各部委、各港口征求意见。此后，水运局又几次召开会议，议定写法、保密及出版方面的事宜。最后，由部保密委员会审查，经部长签发，才正式出版。
这就是说，这本书的出版已不完全是作者个人的事情，而是体现了交通部的意志。
版权处在调查此案的时候，也确实发现了一些有利于港口处的证据，其中有交通部下发的《关于编印对外介绍的港口资料的通知》、交通部将此书编写纳入水运所工作计划的文件、有关此书编写、出版的会议记录。
据此，版权处认为，《中国对外港口》一书属于职务作品，其著作权归单位所有。但同时指出，作者在编写过程中确实按照交通部组织的意图做了大量的搜集、编写和汇总工作，对作者的劳动，应当有所报偿。为保护和调动职务作品创作者的积极性，建议交通部付给作者部分报酬和样书。
应当说，版权处的这个裁决考虑到了作者的劳动及应当享有的权利，其中包含着对那种完全无视作者劳动的作法的一种批评。而施研究员进一步要求得到署名权。这个要求是并不过分的，却未能实现。
他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起诉，败诉！
他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败诉！0
法院认为，他完全是按照交通部交给的任务和提出的要求，根据单位提供的资料和其他方便写成这部书的，因此，属于职务作品。
职务作品就不能署上真正作者的名字吗？就不应该给作者以报酬吗？就不能让作者享有著作权或部分著作权吗？那时候，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既然你是为单位里做事，就不该再要求个人的权利。
现在，回过头来，按著作权法的精神重新审核这个案子，就发现其判决是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了。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同志也这样说：“这个案件的处理，如果是在著作权法生效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除了报酬和样书外，署名问题怎么解决？是否应该视这位干部为作者，署上他的姓名？这是应当考虑的。”
作者与作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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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权利的不尊重以至侵犯，也同样反映在作者与作者之间。本来是谦谦相让的君子、情同手足的师生、和和气气的朋友、志同道合的伙伴，由于其中一方在名与利的诱惑下产生非份之念，试图侵占他人的权利，结果不欢而散，反目成仇。
1988年5月5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李勤诉丁洁著作权纠纷案。
庄严的法庭里，几百名干部、教师、出版者和新闻记者旁听审理。纠纷双方对薄公堂，各执一词，双方律师针锋相对地为自己的当事人进行辩护，使这桩持续了三年之久的著作权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1980年8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勤和当时任北京市第二中学英语教师的丁洁共同接受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委托，在中学进行英语教学改革实验。由李勤主持这项实验的背景是：李勤于1973年从美国考察英语教学回国以后，曾进行过上述实验，并编写过教材。1980年9月．这项实验在北京第二中学进行。李勤在实验开始前提出了实验的初步设想：即实验的教学思想、方法、新教材的课型设计。实验中，由丁洁按李勤以及其他试验参加者的意见授课，并具体拟写教材。两人经过拟写、修改、授课、总结、再修改等一系列的合作，编写出新编英语教材《英语（初中实验课本）》第一、二册和《英语实验教材》，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署名是：李勤、丁洁编著。两人分别领取稿酬九百六十元。在署名及稿酬问题上，双方从未发生过争议。
1981年10月，李勤奉调去我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丁洁一改过去的合作态度，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声称是她创造了“英语整体教学法”或“丁洁教学法”。在未征求李勤意见的情况下，她将两人合作编著的教材进行了增改，于1984年以个人名义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语（中学实验教材）》共六册，并从出版社领取了全部稿酬。经核对，这六册教材中的前三册，与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署有两个编著者的三本文字教材，在内容上基本相同。
李勤回国后发现了这些问题，于1987年9月以丁洁侵害了自己的著作权为由，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丁洁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丁洁则不同意李勤的要求。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调查认为：1981年署名两人编著的教材系通过共同劳动创作的合作作品。丁洁在未征求李勤意见的情况下对合作作品进行修改，又以个人署名另行出版，是对李勤版权的侵害。
据此，法院作出判决：丁洁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一家全国发行的非专业报纸上公开向李勤赔礼道歉；丁洁给付李勤《英语（中学实验教材）》第一、二、三册稿酬二千元整；未经李勤、丁洁一致同意，双方今后均不得以个人名义出版、印刷。审判长宣判完毕，旁听席上，一部分人长时间地热烈鼓掌，也有一部分人惊奇和愤怒。
当天的北京晚报，日后的法制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不同的报道向海内外发了消息及通讯。李勤和丁洁同时成了人们议论的对象。丁洁成了输家。尽管她有许许多多的同情者、支持者，但却难以改变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原版教材署着两个人的名字；大体相同的新版教材只有她一个人的署名。如果确定前者是共同劳动创作的合作作品，那么后者是侵犯他人的著作权无疑。
但她不服。
在一审中以及随后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的上诉中，她都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谁是1981年原版教材的真正作者？她认为：1981年教材的真正作者是自己，李勤仅仅是在自己的书上署了名的人。
她就此提供了一系列证明材料：李勤的工作是以实验主持人的身份组织、联络、评价、审读、修改，并非该书的“直接创作作者”。丁洁当时根本没有看到教学大纲，对署名问题也不是“从来没有意见”。丁洁提供法庭的稿子共一千二百七十六页，九十万字，厚十七公分，其中手稿四百四十一页，其余部分手书或打印后修改，一、二册书的手稿修改稿上李勤审稿时改动的笔迹仅六百多个字。丁洁性格活跃，书的特点反映了丁洁的个性（有录像带为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作者与作者（2）
这些证明并未改变法庭的判决。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驳回了上诉。
但是，舆论并非如法律这样完全倒向李勤。有记者写文章，转述了丁洁代理人在法庭上作的如下分析：是“李勤教丁洁练习写书”，还是李勤因丁洁才有可能成为署名作者？发生这种情况，是我国特定时期的不正常现象：一个中学教师在1981 年要出书是不容易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丁洁教课的录像带感兴趣，给了钱才使仅为教学用的教材正式出了书；在当时，如果没有李勤这样身份的人把录像带带到国外，也许丁洁至今还默默无闻；而如果没有丁洁动笔写书，李勤的名字也不会印到书上。
这种分析中含有一定成份的假设，这就是，丁洁当时之所以同意共同署名，是迫于李勤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对出书所能给予的帮助．即从事“直接创作”之外的影响力。如果是这样，那么，究竟谁是侵权者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纠纷之外的问题也就更深刻了。
在国外的著作权案例中，属于合作作品的并不多见。这大概是由于外国人更喜欢独立的创作，以便不受任何干扰地确立自己的权利，即使合作，合作者之间也要事先签订关于权利分割的协定，以便互不侵犯。我们所能看到的国外合作作品的著作权案例．一般是发生在合成作品中，例如词作者与曲作者为同一首歌曲的著作权产生纠纷，这是无法避免的。
我们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了。一本书可以有五六个署名的作者，一篇论文可以有四五个署名的作者，甚至一篇通讯报道也有三四个署名作者。这或许是由于我们的作者还不太习惯于完全个人化的独创性劳动，或许是由于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养成了“集体创作”、“集体攻关”的传统，或许是由于我们总希望找到一个依靠来分担责任。看起来这似乎是互相尊重，但实际上，其中有对人的权利的极大不尊重。真正的作者一般只是其中的一个人，他不尊重自己的权利，情愿与人共享；其他的所谓“合作者”并未付出劳动，而在署名时竟也表现得处之泰然受之无愧，这是不尊重他人的权利。
中国知识分子有着重名传统，极爱面子，一个个如谦谦君子。内心深处，权利意识也是相当淡薄的。所谓“君子协定”，往往是面子的产物。由于权利意识淡薄，这种协定极易撕毁。一旦撕毁，大家就不是君子了。
南京艺术学院周教授1980年10月应邀去扬州市参加“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成立大会时，认识了当时在扬州师范学院任教的卞教授。当天晚上．周教授在另外两个人的陪同下，到卞教授家中拜访。
交谈中，卞教授自称正在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共同编集一本有关清代学者郑板桥资料的书，希望周教授也能参加该书编集。周教授当即表示同意。
他们两个本来素不相识。共同的兴趣使双方一拍即合。当即决定了此书出版时的署名顺序：启功、卞教授、周教授。又当场拟定了该书的书名：《郑板桥研究资料》。
但这是一份“君子协定”。没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更没有拟订一份双方签名的合同。也许曾想到了需要这样一份作为证据的合同，但谁都磨不开面子提这种容易被看作是不信任人的事。
两个人就这么口头定了下来。
在场的另外两个人也为两位教授的合作表示祝贺。
然而，到了1987年，两位教授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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