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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批判-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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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处于“*”后期，*已经复出。父母这些国家机关的下放干部已经从农村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学校里也早就经过了“复课闹革命”，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我们作为第一届五年制的小学毕业生，虽然因为中学没有教室而只能在原小学的“戴帽班”凑合着读初中，但学校居然开始给我们开英语课了。
对于这一突然而来的正常秩序，每个孩子的适应能力不同。我父母“*”期间去干校，把我们兄弟三人留在北京，靠一位不识字的保姆照顾。当时父母的考虑是，农村太苦，我们三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怕是受不了。而且，因为父母在不同单位工作，被下放的地点也不同。父亲去了河南，母亲则在相当一段时间去了辽宁。三个孩子跟谁也不是。不过，这样一来，孩子没有父母监管，容易荒废学业甚至学坏。我从小调皮捣蛋，上一年级时就曾试图打老师，甚至有一次把老师气哭了。放了学也基本上是在街上玩，根本没有人管。小学毕业时，还只能看连环画，而且从来不看连环画的文字说明。父母从农村回来后，单位里非常忙，没有心思过问我们学校里的情况。大概他们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恢复正常”的工作机会，每天都早出晚归。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2）
在这样的状态下让我学英语，实在是勉为其难了。记得第一次上课时，老师上来讲：“Good morning，boys and girls。”我们觉得她阴阳怪气。当她试图教我们Ａ、Ｂ、Ｃ的发音时，全班都被那怪里怪气的声音逗得前仰后合。我就这样上课嘻嘻哈哈，回家也不见父母的影子（他们一般六七点才回来），全放羊了。到了学期末，一次父亲吃完晚饭想看看我英语学得如何，结果发现我一个字也不会。他自然大怒，逼着我补。这里补充几句题外话。他在抗战前在老家河北新乐上了中学，学过几年英语，据说已经达到了能读《鲁滨孙漂流记》的水平。这让我对那时乱糟糟的中国的教育水平有些吃惊。父亲的家境我不太清楚，大概属于地主、富农之类，在当地有些名望。但听父亲说，那时这种富裕家庭，一年也难得尝几次肉味。他抗战后下去发动群众，宣传蒋介石如何*，最拿手的罪状，就是蒋介石居然每天都吃苹果！可见他那时穷得想象力有限。但是，这么穷的地方，居然还有学英语的地方，似乎比现在中国内地农村还好不少呢。书归正传，他因为有从他一直谴责的“旧社会”带来的一点文化遗产，就把40年前的记忆翻出来教我。经过这么一个星期，我期末一考试居然还拿了九十几分，连老师也吃惊不小。父母也由此松了口气。
其实，这样轻松地拿高分也只能说明那时候学的东西实在简单。第二学期，父亲一忙没有管我，我就又放羊了。等期末再一检查，我又是什么都不会。而他40年前在中学学的那点英语，也就够教我第一年的。这次又逼着我连滚带爬地过了关，然后他警告我：“以后再不自己学，我即使发现你不会也教不了你了！”可惜，我到了正式的中学照样不学。他一气之下，开始对我进行体罚。但是，越是体罚，我越是反感英语，嘴里还振振有词：“我长大又不当外交部长，学英语有什么用？”这句话成了我们家里的“名言”，大家常用来取笑我。不过，生活在那样一个封闭社会的孩子，确实也很难想象如果不当外交部长学英语有什么用。
1979年高考照顾到“*”教学的不正常，规定英语考试只按十分之一的分数算，即你得了100分就在总分上加10分，得了50分则算5分。这样英语就无足轻重了。我因为早就放弃了英语学习，高考时在英文上完全是个“白卷先生”。记得当时拿到考卷，填上自己的名字，剩下的就一个字也不认识了。我按照老师的嘱咐，在卷子的选择题上瞎勾一通，居然蒙对了10个，正好在总分中加了一分。当年许多在各省市考了前几名的学生，有不少也是这样的状况。
美国人是什么？
进北大后，我先是想当文学青年，后来又想学历史，总之是研究中国，从来没有出国的心思。按当时的要求，英语要上两年公共课，从Ａ、Ｂ、Ｃ开始。我自然也要跟着上。因为学英语缺乏内在动力，加上那时课本还是不脱*时代的意识形态，编得十分枯燥，我自然也就没有兴趣了，每次上课坐在后排跟着混。当时校园里时髦的是交响乐，各种讲座层出不穷。我每天花大量时间听交响乐作品，脑子里全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有时上课也欲罢不能。记得有一次英语课我坐在后排，脑子里突然响起了贝多芬，一下子忘情于其中，大概也有些情不自禁的身体动作，至于老师在讲什么早就不知道了。一会儿听到老师愤怒地对班上的同学讲：“有的同学根本不用心学习，回去不做作业，基本的词汇、语法也掌握不了，甚至上课也不听讲，一个人坐在那里摇头晃脑，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这样学英语，还不如不学。因为只要公共课一停，两个月就全忘光了，跟没有学过英语的人没有区别，成了文盲。”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3）
我并非不知道英语的重要，也并非不想学英语。但当时学英语，有两个障碍需要克服。第一个障碍和现在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学语言是个慢功夫，需要持之以恒。有时，越喜欢思考的人学语言的确挫折感越大。你学别的东西，不管是科学、工程、历史、法律，只要用心，一个学期下来就收获甚丰，甚至有一下子进入一个新天地、掌握一门新技能的成就感。学外语则是投入了两三年还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最简单的话都不会说，能读的书也不过是儿童读物的水平。所以，学外语头两三年经常很有挫折感。如果教材很枯燥乏味，课程僵化，那就更难了。我那时年轻，没有人督促，没有坚持下来，后来后悔莫及，也希望年轻朋友不要重复我的错误。第二个障碍，则是我们那个年代特殊的。按说，学英语的最大动力，是用英语所接触的人类文化要丰富得多。我现在劝年轻人把英语作为头等大事之一时，经常问他们：想想看，你用英语能读到什么，用中文能读到什么？至少现代中文里的内涵太贫乏了。但是，当时我们能接触的英文书很少，报纸杂志几乎没有，更没有现在上网这种技术可能。另一方面，经过*十年连中文书都几乎禁绝的日子，一下子能看中文书了。这就像是知识爆炸，令人目不暇接，虽然现在看来，我们那时能读的中文书实在可怜。既然中文能够满足相当的知识需求，读英文的动力就减少了许多。我作为一心要“改造中国”的青年，心思全在中国。
更可惜的是，在北大的第二年，学英文又加了一层更特殊的心理障碍。那就是在留学生楼“陪住”的经历。这段经验是我大学生活的恶梦。回想一下，我在那里和美国人开始接触，至今没有成为一个爱国排外的“愤青”，也算难得吧。
随着大学恢复高考招生，第一批外国留学生也开始进入中国的大学。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的情形，如今的八十年代后、九十年代后的一代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这代人对于外国人，有着巨大的心理障碍需要逾越。
那年月，外国人即使在北京也非常少。小时候我很少在街头见到外国人。偶尔在天安门广场等繁华地带或使馆区见到几个外国人，也几乎和见到动物园的动物一样，站在老远看个没完。我小学五年级以前住在北京海淀区的花园村，旁边有个华侨公寓，偶尔还真看到几个肤色不同的老外。那时在小孩子圈里，有各种关于华侨公寓的传说，比如里面多么豪华，许多人家里有电视，甚至还开车等等。要知道，那时我上的花园村二小，全校没有一台电视。我们在那里小学毕业后按理要上花园村中学，即所谓“花中”。孩子偶尔谈起来这个前景，无不兴奋不已：“知道吗？那个学校有电视呀！”
我父亲在五十年代是驻苏的外交官，带回一台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非常笨重，需要两个大小伙子才能抬动。不过那台电视坏了很长时间。曾经修好过一次，但又坏了。不管怎么样，家里还如同宝贝一样保留着。我还记得那时上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金姬银姬的命运》，讲到不小心沦落到“南朝鲜”的女性，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命运非常悲惨。电视里一演这些，全单元的人都来我家里看，跟着哭，更觉得“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是多么水深火热，我们是多么幸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4）
当时中国基本没有什么电影。*初期全国就八个样板戏，后来开始拍电影，有什么《春苗》、《决裂》等等，全是“反资本主义当权派”的*电影，缺乏人情味。比如，这些电影里不仅没有爱情，甚至连夫妻都没有，讲的是无性政治动物的日子。反倒是进口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更好看些，包括朝鲜电影。至少人家有男男女女的事情。当时孩子们编出顺口溜，归纳这些电影的特点：“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是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几个国际朋友，每次人家的领导人来访，都要组织上街夹道欢迎。外国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必须隆重对待。这么长大的孩子，自然觉得外国人是高人一等的了，至少人家可以“又搂又抱”呀。这对青春期的孩子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当然，外国人可怕起来，也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们从小就要“备战备荒”，特别是要为核战争做好准备。原子弹的可怕，我们小小年纪都知道。那实在太恐怖了，而且老师告诉我们，苏联可能要向中国扔原子弹，人家首先要打北京。毕竟是首都呀！记得那时父母下干校，留下一个农村来的大娘看着我们兄弟三人。大娘不识字，也要到街道开会，商量怎么对付苏联的原子弹。最后她们这群老大妈终于想出了办法：谁看见原子弹飞过来，赶紧敲暖气管子。因为暖气管子通着全楼，大家都听得见。听见声音，就都往防空洞跑。她们还演习了几次，确实一敲动静很大，并告诉我们小孩子不要随便敲暖气，免得引起误会。可我心里为此则引起了巨大的恐怖：据说原子弹从苏联飞过来比飞机快得多，肉眼都看见了还有机会敲暖气吗？再说，我们孩子参与挖的那些小洞洞，下场雨都有塌的，能防原子弹吗？看看家里那台苏联电视，那是人家五十年代的产品，中国造这东西门儿也没有，怎么打核战争会是苏联的对手？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非常真实。我还不停地做过恶梦：自己被苏联入侵者抓住，按说应该学革命先烈宁死不屈，但人家要枪毙自己，一下子吓破了胆，投降了，同时也在惊恐和羞辱中醒了。几十年出国后曾听到电视上讲，在中苏交恶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确实有很大的可能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看来我小孩子的恐怖也不是无缘无故的。
总之，外国人高级，外国人神秘，外国人可怕。这在我们这代孩子的观念中根深蒂固。给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我当时才十岁出头，竟也卷入了这段历史。中美交恶二十多年，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美国鬼子，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时刻准备帮助蒋介石*。如今美国总统突然访华，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握手，全国人民需要转弯子，不能再把人家当作势不两立的敌人，但也不能说过去的教育都错了。我这个十岁的孩子，每天要在学校跟着老师学习，理解尼克松为什么要访华，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而所有这些学习内容，我们都必须背下来，老师时时抽查。 尼克松为什么要访华？我们被告之，他希望当美国建国200年周年时的总统。他不访华，很难当上。他如果访华，毛主席又接见了他，那么他回去向美国人民就可以说：“你们看看，毛主席都接见我了！除了我以外，咱们美国的政治家谁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呢？”美国人作为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自然是敬仰我们的伟大领袖的。凭他能见毛主席，尼克松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就会大增，能够顺利当选总统。果然，后来他真当选了。看来毛主席确实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5）
这些教育虽然很长我们的志气，但另外一些教育就叫人神经紧张了。既然尼克松要访华，一些美国人也会跟着来中国。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万一碰上个美国人，应该怎么处理？我们这些十岁的孩子也当然要做好准备了。比如，我们反复背诵的对美国人应有的态度：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意思是：人家要是热情，我们就不应该太冷淡；人家要是冷，我们就必须维护国家的尊严，对之绝不示弱。老师还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你在北京的小胡同中迎面碰到一个美国人，应该怎么办呢？小胡同很窄，只能走一个人。这就到了考验你的时刻了。要知道，美国人一般个头很高。你一定不能害怕。如果他见你走过来，很客气地侧身让你先走，你也要侧身谦让。但如果他很不友好，横冲直撞地走过来，你就应该有勇气和他撞一下！”要知道，当时我是全班最瘦最小的。听了这些话，还真有些担心不得不和美国人狭路相逢。好在我们住的是公寓楼，楼之间是宽大的操场，并没有那些窄小的胡同。后来看到了周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的照片，算是真正领悟了什么叫“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了。照片上周总理站在飞机舷梯的一步之外，礼貌而不露声色，一只手略微伸出来；下了飞机的尼克松则满脸堆笑，热情地迈步跑到周总理跟前，特别主动地把手伸了出来。你一看照片就明白，是尼克松求着我们！不用说，这张历史照片，也是中国外交的经典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张照片的榜样下长大的。
当时的教育者，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们，恐怕没有意识到这种教育的矛盾之处。固然，尼克松为了当总统，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尼克松小心地给周总理赔笑脸，说明美国只有讨好我们中国才有活路。但是，所谓“不卑不亢，不冷不热”，还是要看人家怎么对待你，再决定你应该怎么对待人家，主动权不在你这里，而在对方。从这个方面讲，似乎美国人一方有着界定和我们是什么关系的权力。另外，全国动员准备迎接美国人来访，也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感到美国人是非常不得了的人物。我们孩子堆里也流传着各种荒诞的传说。比如，花园村华侨公寓了住着一位混血的女青年。有的孩子就说：“即使她犯了法，警察也不能碰她。必须要周总理签字才行。”总之，在我们眼里，外国人地位很高，也很神秘。
自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研究美国人。记得读中学时到北郊木材场学工，工间休息时在工人的领导下进行政治学习。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工人学习骨干拿着一份报纸给我们看，上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基辛格的照片。他问我们看出什么问题来没有。我们谁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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