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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文学档案:六十年与六十部-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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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些论者却撇开作者的原意阐释赋予的“先有”、“先见”而直入文本，夏中义、富华的《苦难中的温情与温情地受难——论余华小说的母题演化》（《南方文坛》2001年第4期），却持有不同见解，或者说是带否定性的批评。他们认为从《在细雨中呼喊》表现的“苦难中的温情”到《活着》推崇的“温情地受难”，其纸背却正策动着一场价值哗变。“余华所以尊福贵为偶象，是企盼自己乃至中国人皆能像福贵那样‘温情地受难’”，即增强全民忍受苦难的生命韧性，“以期诱导当今中国人也能‘温情地受难’”。韩东甚至写了一篇《为穷人和弱者的写作质疑》（《作家》1995年第10期），反对“为穷人和弱者的写作”。更有人指责他反叛先锋。
其实，余华执意要讲述一个普通生命的生存状态与过程的， 且先看余华对《活着》的原意阐释：“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活着·前言》，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版。） 余华发出这样感慨：“我觉得生命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活着》里面的富贵是最尊重生命的人，他比任何人都有理由死去，但他却那么珍重生命，认真而坚韧地活着。”（张向阳《活着：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生》，《齐鲁晚报》，1999年3月28日）“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正是《活着》，使他“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余华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余华本不应该承担过多的指责，余华面对质疑，显出了无奈。余华在《两个问题》（《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中这样说：“我感到一位真正小说家应该精通现代叙述里的各种技巧，就像是一位手艺工人精通自己的工作一样。我便像一位在手艺上的精益求精的工人，从事自己的写作。就这样，我被认为是先锋派的作家。”“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去反叛先锋文学，同时也没有能力去反叛自己。应该是我个人写作的延续，事实上作家都是跟着叙述走的……”（余华、杨绍斌《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1期）在作家的理解中，写作中叙述欲望的节制和叙述者的退后，完全是一种写作上的需要，而真正的自我依然执著地存在，而且变得宽广起来。因为写作对于作家来说，就是自由精神的伸张，而究竟是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近作家理想中的真实与美好，显然，应该由作家本人决定与选择。这完全取决于作家的心灵需要、思想需要还有精神需要，甚至是精神价值判断，因为作家在写作中对笔下的人物是带有崇高的责任与使命感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92《活着》（4）
在中国本土，有关“先锋文学”的由来问题，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指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陈晓明在《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中认为：“当代的‘先锋派’……这个最称呼的最低限度的意义是指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此外还有一些正在崭露头角且颇有潜力的新秀。”陈晓明在《中国先锋小说精选·序》（《中国先锋小说精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中，认为1987年是中国先锋文学的历史纪元，因为这一年末，上海的《收获》杂志在第五、第六期连续发表了苏童、余华、孙甘露等人的作品。李劼《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 年第3期）、《论小说语言的故事功能》（《上海文论》1988年第2期）及《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钟山》1988年第5期），吴亮发表《向先锋派致敬》（《上海文论》1988年第1期），推动这批作家向小说文体更为精致的写作方向发展来划分出一个与“八十年代文学”相对立的文学时代，将这批南方作家的创作界定追加为“先锋文学”。但在当时的评论家眼里，他们并没有强烈的“先锋文学”的意识，创作延续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形式上的探索，并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中直接获得滋养。并且普遍认为先锋应该是大多数人看不懂的东西，是一般读者和观众所不能理解的。延至当下，有论者甚至提出中国本土出现的先锋，是“伪”先锋。理由是中国原本自五四以后就没有适合先锋或后现代的土壤与机制，形式上的追随本不足以构成先锋的必然条件，而许评论界对先锋派的定义有着主观美学意义甚至是社会意义上的假象与给定。
如果我们不从后现代视角严格意义上看待的话，先锋本来就是一个限定性的语词，只是针对具体的文化语境与时代所给定的命名，其内核则在于创作主体的倾向与理念。
《活着》就是余华创作的一个有效的转折，这也契合当时的文学现实与社会处境。
80年代初期开始，先锋小说面对强势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围绕人的本性在这里找到了寻找先锋意识的突破口，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当先锋小说家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在80年代中后期走到末路的时候，先锋小说只能以这种艰难而又晦涩的方式展开对人、对社会的批判。90年代以来，先锋作家有着明显的转向，即不再停留在对人的社会属性和人的文化属性上做出阐释，减弱了形式和文本的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追随对人性深度的描写与挖掘。但是从学理上说，90年代初的中国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人们的生存现实被现实的功利与需要替代。由于“市场权力”的介入，“意识形态权力”很难再像在80年代初期显现其强劲势头，甚至与 “市场权力”媾和在一起，共同引领着话语秩序的构建与导向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先锋也未能幸免。事实上，面对市场的杠杆调整，中国的先锋小说已经开始变异。即以《活着》为代表的，从关于国家、民族记忆的“宏大叙事”转变为把民族记忆交由个人生活承载的“新历史主义叙事”，表面上看饱含了对现实的妥协与屈就，但不失为一种策略——为了生存。
1992《活着》（5）
余华代表了中国先锋派的两度转向：从常规中突围之后，又从“反常”中回到现实。其反抗的价值基点还是“非异化”，其实质透显出强烈的人文激情和人性深度，也充分表现出人性的提升和存在的超越意向，是在荒诞与虚无的形式下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与对理想的追寻，浮在文本表层的极端意象遮掩下的是先锋作家内心深处那纯粹的、对自我世界的守护和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活着》觅求一种与本土现实话语接轨的新的言说方式与更深层表达形式，也在力避早期远离了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发展逻辑观念，一味地挪用了西方对人微观研究的学术思想和拉美后现代小说观念，从而削弱了自己对社会批判的声音。
因此，余华叙述变化有其主、客观因素，实际上直接导源于其叙述立场从先锋向民间的转变，先锋的余华自此以一种平和简单的方式走向了大众，体现出崭新的民间性，形式上适度的“入俗”使他声名鹊起，也赢得了市场。
随之，余华的《活着》是否最能代表先锋派和余华个人文学想象的方式，也是一些论者持有怀疑态度的。因为在他们的理念里，对于先锋作家来说，重要的是能够始终保持在“另类”的体验状态中，并以文学的形式展示这种独特的经验。但事实上，余华通过对生活的整体性象征使审美走向寓言化的，而且，他选择对民间生活形态的写实和白描的传统手段来完成生活诗化这一审美过程，一改昔日的先锋立场，描写近半个世纪城镇下层社会中日常生活的苦难，而小说中残酷的人间苦难与自在形态的“活着”本身，包含了本原性的生存意义，体现了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坚忍的生命活力，所表达的旨意贴合时代与人生命运的。在此意义，余华《活着》已经超越先锋意义本身，是属于中国普通人的寓言，也是中国曾经的现实。
余华曾经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水*融，其早期创作无论是从主题范畴或是从形式探索的意义上，都和先锋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主旨丰沛而盎然，追求唯美创新。而《活着》标识“写实”悄然透现出余华由先锋而向传统的回归和撤退。这是先锋的终结，还是另外的开始？我们其实不必过多追问，显然其意义大于形式。
《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标志着当代中国先锋文学中的生命叙事进入一个境界，其文化意味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或许，回到现实，回到存在，回到这样的小说叙述，是余华新的叙述能力的体现，也一直是余华要寻找的表达。
延伸阅读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长篇小说，《收获》1991年第6期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长篇小说，《收获》1995年第6期
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李育红：《后悲剧时代的来临——从余华的》谈起》，《小说评论》2006年第1期
王达敏：《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不确定性——》批评之批评，《人文杂志》 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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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白鹿原》（1）
体裁：长篇小说
作者：陈忠实
首发刊物：《当代》
发表时间：1992年第6期
首次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3年6月
（白烨 撰）
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30年，乃至在中国当代文学60年之中，象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自发表、出版之后，数十年来一直评说不断，也演绎不断，不说绝无仅有，也实属凤毛麟角。
《白鹿原》于1992年年底、1993年年初，先在《当代》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连载，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迄今，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发行量就累计120万册，此外还有港台、海外其它版本，以及销数不可估计的盗版。除此之外，《白鹿原》还不时地以连环画、陶塑、秦腔等形式出现。2007年10月，《白鹿原》被改编为同名话剧（孟冰编剧、林兆华导演），搬上话剧舞台；2008年6月又改编为同名舞剧（和谷、夏广兴、张大龙等人编剧、编导和作曲），在首都上演；电影版《白鹿原》由芦苇编剧，西影与上影集团、紫金长天公司合作制片，电视剧版《白鹿原》由张光荣编剧，由北广集团制作，都正在筹拍之中。而继199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之后，2008年又由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陕西方言版小说《白鹿原》演播。
陈忠实，1942年6月出生，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人。1962年毕业于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历任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及团支部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西安郊区文化馆副馆长，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此外，还先后任过*第十三、十四大代表，*陕西省委第七、八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陈忠实自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陈忠实文集》（5卷），散文集《告别白鸽》等。短篇小说《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康家小院》获上海首届《小说界》文学奖、中篇小说《初夏》获1984年《当代》文学奖、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全国1990年…1991年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1998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鹿原》这部长篇小说，陈忠实从1986年起开始构思和准备史料，1988年4月动笔，到1992年3月定稿，历经四年写作才告完成，
《白鹿原》的故事主要围绕着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展开，并以此托出国共双方的此消彼长，及其交织其中的乡俗文化、风土人情等。
白嘉轩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第六房女人胡氏死去以後，白嘉轩从山里娶回来第七个女人吴仙草，同时带回来罂粟种子。罂粟种植的巨大收益比鸦片的香气更具诱惑。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於白鹿村村巷里。
传说早年的白鹿原天灾不断，疫疠滋漫。在一位很有思想的族长的提议下，把原来的侯家村（有胡家村一说）改为白鹿村，同时决定换姓。侯家（或胡家）老兄弟两个要占尽白鹿的全部吉祥，商定族长老大那一条蔓的人统归白姓。老二这一系列的子子孙孙统归鹿姓；白鹿两性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一直把同根同种的血缘维系到现在。改为白姓的老大和改为鹿姓的老二在修建祠堂的当初就立下规矩，族长由长门白性的子孙承袭下传。
1992《白鹿原》（2）
白嘉轩怀里揣着一个修复祠堂的周密计划走进了鹿子霖家的院子。翻修祠堂的工程由白嘉轩和鹿子霖分头负责。这年夏收之後，学堂开学了。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宗列宗显考显妣的神位，西边三间厦屋，作为学堂，白嘉轩和鹿子霖一块去白鹿书院找朱先生，让他给推荐一位知识和品德都好的先生。朱先生推荐了白鹿原东边徐家园的徐秀才。白嘉轩的两个儿子也都起了学名，马驹叫白孝文，骡驹叫白孝武，他们自然坐在里边。鹿于霖的两个儿子鹿兆鹏和鹿兆海转回本村学堂。白嘉轩帮助黑娃也进了学堂。
黑娃外出打工，却引回了举人家的小老婆——小娥回到白鹿村，被白鹿两家不容后，他们住进了村子东头一孔破塌的窑洞。
“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分裂。鹿兆海认为国民党才是他的选择，而白灵却改投共产党，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鹿兆鹏和黑娃等人开始了亡命的生活。习旅长看完黑娃的射击比赛就把他调进旅部警卫排，在队伍被打散后，黑娃慌不择路的当上了土匪“二拇指”，在打家劫舍中，他唆使手下打折了白嘉轩的腰杆，并且杀死了鹿太桓。田福贤下套捕捉黑娃，小娥为了救黑娃去求鹿子霖，鹿子霖乘机占有了小娥。鹿子霖唆使小娥勾引白孝文，白孝文沉溺在与小娥的偷欢之中难以自拔。
一场异常的由旱灾酿成的饥馑降临到白鹿原上。白孝文在分家之后，饥饿难忍之下卖掉了土地，后又卖掉了房屋，沦为乞丐。原本要白孝文“现世”的鹿子霖，却无意中给了他新的生命，到滋水县保安大队仅仅一月，孝文身体复原了信心也恢复了，他第一次领晌之后，就去酬答指给他一条活路的恩人田福贤和鹿子霖，并打算把剩余的钱给小娥，但小娥却神秘的死了！黑娃得知道小娥被杀的消息后准备杀死白嘉轩时，鹿三抖出句话来——人，是我杀的。
白鹿原又一次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蔓延，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和富人，都在这场无法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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